结婚6年,余华离婚,半年娶红颜知己,妻子

年，31岁的余华在北京初遇“红颜知己”陈虹，回家后，他毅然和初恋发妻离婚，带着陈虹挤在不足9平米的地下室，每月靠元艰难度日，没想到二婚妻子一句话，让他狂赚万，从此人生开挂。

初恋变妻子

年，余华出生浙江杭州，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母亲也是一名医生，医院工作，所以余华医院度过的。

据余华后来回忆称，小时候自己家里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必须到对面去，每次上厕所必须要经过太平间。夏天太热，余华发现太平间很凉快，于是整个夏天都在太平间睡午觉。

年，高考落榜后，余华在父母的安排下，到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当一名牙医，

教他拔牙的师傅是没有上过医学院的。师傅对他说：“你看一遍我给别人拔牙，下一个你上。”上班第一天，余华就开始给人拔牙

牙医这份工作，余华一做就是5年，拔掉的牙齿有一万多颗。每天面对无数张开的嘴巴，让他感受到生活的苦闷和无聊。

23岁那年，他看到在文化馆的人都很悠闲，于是萌生了去文化馆工作的念头。文化馆不是想进就能进的，想进入文化馆工作，只有三条路可选：写作、绘画、作曲。

除了写作，余华对其他的一窍不通，于是他找来了《人民文学》研究创作方法，大概看了两页，就开始写。

那段时间，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可是都被退稿，余华并没有气馁，终于在年，他的作品被一家文学杂志看中，余华也如愿得到了县文化馆工作的机会。在这里，他遇见了肤白貌美的潘银春。

潘银春当时是文化馆的秘书，漂亮能干，肤白貌美，身边不乏追求者，余华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余华已经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在那个只有人的小镇已经小有名气。彼时的余华虽然穷困潦倒，却不乏才气，就这样，两人一来二往，从陌生到熟悉。不久，两人便结婚了。

婚后，因为没有钱，两人只能挤在狭小的集体宿舍，晚上，他带她去看别人家的窗帘，窗帘里夹杂着一丝丝灯光，温馨无比。他安慰她说：我们没有房子，但是我们有青春。

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我想，对于潘银春来说那段时光也是幸福的。

初遇“红颜知己”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余华遇见了著名文学评论家李陀，李陀看完余华的作品后说了一句话：“你已经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正是因为这句话，激起了余华文学创作的野心。

同年，余华决定北上进修，抛下新婚妻子，辞掉文化馆的工作，一个人前往北京鲁迅文学院为期半年的学习。半年后回到家，余华沉浸在创作的热情当中，没有工作，生活的重压全部落在了妻子身上，加上生活的琐碎，两人争吵越来越多。

作为一个作家，余华是有野心和抱负的，作为一个女人，潘银春只想安安分分过日子，有一个家，生一个孩子，这两种愿望，终难契合。

为了继续学习，也为了逃避现实生活，第二年，余华再次只身前往北京进修，这一次他的同班同学有莫言，还有“红颜知己”陈虹。

在这个学习班，陈虹是个独特的存在，白皙的皮肤，飘逸的长发，无不令人心驰神往，同时，她也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编剧和诗人。

或许是因为志趣相投，陈虹和余华彼此吸引，周末的时候，陈虹会到余华的住所给他煮饭，照顾他的日常起居，在外人眼里，他们俨然是“两口子”。只有余华心里清楚，家中尚有妻子在等自己，所以只能默默地将陈虹视为“红颜知己，灵魂伴侣”。

和初恋离婚，半年娶“红颜知己”

相比较陈虹的温柔体贴和灵魂契合，妻子潘银春只局限在当下的柴米油盐上，作为妻子，实在不明白丈夫为何要放弃平稳的日子，终于，再美好的青春也抵不过日常的鸡零狗碎。年，余华和妻子潘银春离婚，从26岁到32岁，在余华最穷困的时候，潘银春陪伴了他6年。

离婚不到半年，余华和陈虹结婚。

婚后，余华苦心创作，陈虹陪他挤在9平米的地下室，两人靠着元的工资过活，但陈虹从未抱怨，反而一直鼓励余华创作，她坚信余华在文坛一定有一番天地。

在《活着》创作到1万多字的时候，有一天，余华觉得自己再也写不下去了，灵感枯竭，那段时间，余华很焦虑，经常失眠，作为妻子的陈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后来，陈虹无意间的一句话挽救了余华，陈虹说：““既然第三人称写不好，那试一下第一人称呢？这样代入感可能会更强。”

被妻子提点的余华，灵感滔滔不绝，有时候写着写着，余华自己都被感动哭了，他说：“好的创作，首先要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都说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这话真不假。可以说，没有妻子陈虹，余华不可能创作出震惊世人的作品，《活着》获得巨大成功有一半的功劳属于她。

一部《活着》让余华狂赚万

年，张艺谋苦于如何“摆脱过去的自己”，他想将余华的《河边的错误》拍成一部惊悚片，于是找到了余华。

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作品的创作主旨，张艺谋提出要把余华所有的作品带回去揣摩。临出门，余华叫住张艺谋，说有部清样（没发表的书稿）你一块儿拿走吧！

张艺谋回去后，先看了这部清样，一夜难眠，他太激动了，写得实在太好了。次日一早他就迫不及待地去找余华，说就拍这部了。余华很是纳闷儿：“你不是要拍《河边》吗？怎么要拍这个，这个我还没发表呢！”

张艺谋当即就问：“改编费2万5，干不干？”

可以想象，当时的余华一定被张艺谋“诡异”的行为惊掉下巴，因为张艺谋是出了名的抠门小气，当初将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变成《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候，只给了0元，当时的苏童还高兴得屁颠屁颠的。

后来，张艺谋还做了一件更“诡异”的事情，让余华夸了张艺谋一辈子。

有一天，余华和剧组的人在宾馆讨论剧本。休息时，副导演王斌去了余华房里，说再商量下电影改编费的事儿。

余华一听，以为张艺谋想反悔，立马就恼了，还没等王斌开口，他就直接把他轰了出去。王斌出去没一会，就给余华打了个电话，他说：“艺谋的意思是，想把价钱提高一倍，5万块您看行不行？”

有人主动送钱，哪有不开心的，因为这个事儿，余华记张艺谋的好记了一辈子。

后来电影拍完后，很多人批评张艺谋把小说改编得面目全非，每当这时，余华都会站出来替张艺谋说话，还到处跟人讲：“我觉得张艺谋是个好导演，给钱特别痛快。而且，他也是我迄今遇到过的唯一会主动提高改编授权费的导演。”

年，电影《活着》完成，在国内外反响巨大，同年斩获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这部电影奠定了张艺谋“中国第五代导演”头把交椅的地位，主演葛优成为首个获封戛纳影帝的中国演员，余华更是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中国知名作家，光版权费就有万。

为什么《活着》深受读者喜爱

年，小说《活着》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年，获得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年，再次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年9月，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可以说，余华凭借《活着》名利双收，出版近30年来，国内发行量已逾多万册，先后译成多国语言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

《活着》只是简单堆砌苦难吗？

当初，张艺谋拍《活着》的时候对余华提出了一个顾虑：“这么悲的故事，你说观众能接受吗？”

余华笑着说：“你太低估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了，他们对苦难的理解，或许比我们强！”

是的，《活着》不是简单对苦难的堆砌，故事主人翁福贵是个命苦的人，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从一个地主少爷变成了家徒四壁的穷光蛋，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自己而去，最后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尽管遭遇命运的不公，福贵身上有一样东西从来没被剥夺过，那就是真实的生命的力量。

就像余华自己说的：“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每次读到福贵的儿子有庆为了救县长女人，被活活抽干了血的时候，内心总是无比的沉痛。

福贵医院，见到医生就问：“医生，我儿子还活着吗？”医生抬起头来看了福贵很久，才问：“你是说徐有庆？”福贵急忙点点头，医生又问：“你有几个儿子？”福贵的腿马上就软了，站在那里哆嗦起来，福贵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求你行行好，救活他吧。”

医生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可他又说：“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这叫我怎么回答呢？福贵急了，问他：“我儿子还活着吗？”他摇摇头说：“死了。”

有庆就为了救县长的女人被活活的抽血抽死了，福贵气得想杀了县长，可他没想到县长却是同他出生入死的战友春生，没办法他只能说：“春生，你欠了我一条命，你下辈子再还给我吧。”

后来，春生被打入走资派，孩子老婆都死了，春生也不想活了，来和福贵告别，从未原谅过春生的家珍对春生产生了无限的怜悯，第一次让春生踏进了自家的房门，走的时候，还嘱咐春生一定要活下去。

活着的伟大意义，变成了可怜人对更可怜人的一种原谅和悲悯之心。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过去，我一直以为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活着》的真正意义，直到读初中的侄子对这本书爱不释手，我彻底改观了。

读完这本书的侄子和我分享读书心得，他说，从福贵的身上，他看到了生命的韧性，任何困难在生命面前都不值得一提，人最重要的是活着，为自己活着，为身边的人活着，为自己的责任而活着。

我一直认为，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有时候，生命对于我们来说是渺小和脆弱的，如此一来，我们和小小的蝼蚁并没有什么区别，每个人都在寻找活着的意义。

现如今，物质条件越来越好，没有经历过苦难的捶打，人很容易被苦难挫折打败，所以我们更应该早一点和孩子们一起读一读《活着》，生活不易，但仍要心怀希望。

最后将余华的经典三部曲《活着》，《兄弟》，《许三观卖血记》一同推荐给大家，这是一套值得放在家中珍藏，任何一本都能震撼到你的内心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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