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部高分纪录片,抢到票的都说好桃桃淘
从抢票开始就热闹非凡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终于结束了。
在展映的一系列中外新片老片中，有一部纪录片很容易被忽略，但凡是有幸抢到票的朋友都好评如潮。
我们也很久没给大家推荐过较为小众的佳片了——《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以下简称《巴赫曼》），目前豆瓣高达8.6分。
这部由德国女导演玛丽亚·施佩特执导的纪录片，荣获了年柏林电影节评审团银熊奖。
你很可能会被它将近四小时的片长劝退，但在观看的过程中却丝毫不觉冗长，反而如沐春风。
导演玛丽亚·施佩特这是一部关于老师、学校教育的影片。在此之前，我们对这种题材已经有过诸多设想。
也许是《死亡诗社》《放牛班的春天》，也有可能是《心灵捕手》或《超脱》。
《死亡诗社》但《巴赫曼》和它们大相径庭。它忠实地记录了教育，但又随之纵深到无限远。
它关于地貌、社群、历史、国族想象。
关于年轻面孔的遭遇，更关于世界的真实。
在德国的一个工业小城施塔特阿伦多夫中，巴赫曼先生和往常一样来到他的班级。
这也许是他退休前带的最后一个班了。
在这个小城中混杂着大量的外籍移民，这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纳粹征用东欧劳工制造军火，再到60年代土耳其劳工涌入德国至今。
巴赫曼的班级中就汇集了12到14岁之间，有着不同教育背景、语言习惯、宗教信仰，来自俄罗斯、波兰、意大利、土耳其等等不同国家的二代移民少年们。
他们多半因父亲在本地工厂工作而举家移民，在这里学习德语，获得升入中学的资格，准备好成为一个合格的德国公民。
巴赫曼不仅要教授他们德语，还有音乐、数学、手工、阅读等等几乎一切科目。
面对这样大量的外来人口在这里繁衍，该如何对他们进行公民教育，如何将其纳入德国的主流教育体制？
其中就涉及了二战影响、移民政策、身份认同等等。
但这些庞大、复杂的问题都落脚在施塔特阿伦多夫这个工业小城中，进而凝缩在巴赫曼的小小的班级里。
导演玛丽亚以近四小时的耐心，尽可能展开、切入。
她抹除摄影机的痕迹，沉浸在课堂里，不断有身影覆盖住镜头再走开。
我们在大量的学校实录中，沉下心来观赏每一段随机的对话，而这些对话中又时常带来小小的震惊体验。
我们也因此很荣幸地获得一种可能，将以上巨大的议题融入极其浅显的日常行为中，感知着教育的意义。
什么是教育？
在《超脱》中，刘玉玲扮演的老师面对自甘堕落、屡教不改的女学生，失控地嘶吼着社会的真相。
《超脱》她绝望地目击着一颗颗种子的溃烂。
如果说“少年是国家的未来，社会的栋梁”。
但如果从此刻开始，一切都烂透了呢？
从学生们颓废带着戾气的步伐中，一眼就可以望见包括自己在内整个社会的尽头。
我们惯常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理想一点或许再加上“言传身教”。
但看过巴赫曼先生的课堂后，你会知道“教育”远不止于此。
他的学生是特殊的，边缘的。
巴赫曼却拨开重重迷雾，把握住边缘带来的动荡、参差和包容，将人本主义放在最前面。
这是一个何其壮观的过程，一切看似随意，但又有迹可循。
面对这群身份迥异的二代移民，最关键的就是建立他们的身份认同。
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我是谁”的问题。
在日常松弛的对话中，巴赫曼不断试探和提醒着他们在头脑中绘制自我的地图。
这种绘制至少包含了三个层次。
它首先就来自家庭。
我们会在课上、课间不断地听到巴赫曼和孩子们闲聊着家庭的情况。
在传统学校教育仅出现在填表、家长签字、背景调查等情况下的家庭，在这样的追问中鲜活起来。
他像一个最亲切的老朋友，一个劲儿地了解着那些细节，摸索着一个孩子的全部轨迹。
有的人来自离异家庭，有的人是五个孩子中的独子，甚至有“两岁的表妹喜欢跳肚皮舞”这样可爱的细节。
巴赫曼在帮助他们建立一种连结，建立一种由爱而生的安全感。
而在家庭之后，更大也更隐形的则是民族认同。
对于这群处在两个国家夹缝中的孩子来说，这个问题有些敏感，也有些复杂。但却在课堂上被屡屡直面。
当老师提问道：“你们会把德国当作自己的故乡么？”
学生们的理由不尽相同，但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自己的出生地。
有的人因为亲戚大多在那里，有的人则因为呆的时间长。
但就算是已经扎根在德国的学生，在出生地摩洛哥呆的时间最短，也还是凭着直觉指认了自己的故乡。
在这样屡次的问答中，孩子们被点燃了某种懵懂的热情。
在随后注定漂泊异乡的人生中，锚定了自己的坐标。
无论是家庭认同、民族认同或集体认同，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最终的自我认同而服务。
在巴赫曼的目光中，这些孩子并未被遮蔽在学生的身份下，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无论是班级里刺头的温柔一面；
唯一在作文里写下爱情故事的少女已经展露出青春期的妩媚；
每天露出笑颜的小胖子；
内向少女偶尔语出惊人的真知灼见。
这些都被巴赫曼捕捉着，代替他们挖掘着所谓的闪光点。
在事关升学的重要会面中，巴赫曼面对家长，却执意拿出吉他邀请学生高歌一曲。
这个平时最爱唱歌的女孩，在父亲面前，用“医生”代替“歌手”掩盖着自己的理想。
在巴赫曼的教育逻辑中，对自我意义的探寻远比社会价值来得重要。
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许还难以消化和理解。
但在潜移默化中，他们模糊地品咂着，适应社会也并不意味着要磨损自我。
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巴赫曼引出的自我，是一种内省且多元的。
他百无禁忌，在课堂上聊着自己的初夜；
唱着自己写的男男爱情歌曲，请同学们发表感想。
你可以大喊“恶心”，但总有学生会反驳道“至少他们是相爱的。”
巴赫曼不下结论，他只抛出问题，再适当引导。
这个世界尚未在孩子的眼前展开，但他们最先学会的是包容。
巴赫曼会在课堂上讨论起男女在家庭中的分工问题。
当男孩子说着：“一旦有了妻子，问题就来了。”
后排的女孩立刻反驳道：“一旦有了丈夫，问题就来了。”
他们甚至聊起穆斯林学生如何面对教室里的耶稣像。
这些对话大都不了了之，它们看似日常，但却辛辣。
涉及着宗教、性取向、性别歧视等等复杂的议题。
但却都不需要答案，而是带来一种可能性，一种反思的能力。
而巴赫曼所隐隐催化的，正是一种思考的意识。
他一面讨论着多元的宗教信仰，一面又在玩笑中让班里的女同学试戴对方的头纱。
她们在自己所坚持的宗教信仰中，同时又感受到了一种自由的剥夺。
当事件的两面性被展开时，他们必须学会质疑：
“从来如此便对么？”
因此，当巴赫曼无意中说了一句“我们班里坐着几位哲学家”时。
这种无意识的引导，简直是波澜壮阔。
在这里，孩子们不是无知的白纸，巴赫曼带领他们观看那些复杂、深奥的历史纪录片。
由纳粹的暴行，联系到自己作为二代移民身处德国的处境。
对他们的教育，恰恰管窥着德国如何在长期的移民背景中，搭建一个民族想象的共同体。
一切都关于教育，但也远不止于教育。
看到最后，你会发现，就像巴赫曼说的。
分数是最不重要的，但重要的是什么？
用巴赫曼的话来说，是规训和教条的反面，是身处公共机关却保留个人意识的本能。
他把教育的答案指向那些具体的小事，指向每一个孩子未竟的人生。
就像曾经的新华字典上所写的：
“小李考上了北京大学，小王在商店里当售货员，我在纺织厂上班，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这也是巴赫曼所做的，他带领孩子们参与世界，但却不过分地介入他们的世界。
在吟唱着鲍勃·迪伦、AC/DC的课堂上，我们最需要做的只是展开想象。
的确，巴赫曼的课堂并不是一个可供模仿的范本，它更像是一个带着希腊式悲悯的乌托邦，一个孕育着朴实智慧的理想国。
但这部电影也并未打算进行比较，它更多的只是描述一种教育的本来面目。
此时，在这个特岗、编制、招教、职称轰轰烈烈的当代，我们也许是非常天真且梦幻地提出一个问题。
什么是老师？
阿尔都塞在他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将“学校”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典型。
面对它的软性规训，阿尔都塞指出了一条路，他说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在恶劣的条件下，仍然试图从历史上，从他们所‘教授’的学问中找到不多的武器，转而反对自己陷入意识形态制度和实践。”
而这些少数人，正是老师。
同样，在这部电影中，巴赫曼是一个诗人、音乐家、哲学家、甚至是雕塑家。
但他首先是一个老师，一个阿尔都塞所言的教师中的“少数人”。
那么，对这部电影感兴趣的各位，又能否想起那些帮助了自己的老师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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