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保平站在中间地带人物
在中国导演的序列里，曹保平是一个略显特殊的存在。
他属于第六代，但又对剧情片有着天然的迷恋，他站在自我表达与商品之间的灰处，承受着一位中间派的宿命。
文｜卢美慧
采访｜卢美慧赖佑萱闫坤沐
编辑｜张跃
摄影｜尹夕远
中间派
「说实话，这部片子里究竟有没有『私货』？」《狗十三》宣传期时第一次见到导演曹保平，几个套路性的问题问完，这个突然的转折让曹保平愣了有那么几秒钟。
这天他被安排了七场紧锣密鼓的采访，《狗十三》压了5年才上映，宣传的任务更多落到了他身上，《人物》的采访被安排在当天的倒数第二场，终于轮到时，曹保平的声音已明显发紧，空气跟声带摩擦出迟缓和粗糙，眼皮懒懒地耷拉着，有点儿像他电影中那些疲惫不堪又必须苦撑的角色，游戏尚未结束，中途不能退场。
「私货」的问题源自《狗十三》中的两场戏，果靖霖饰演的父亲开车时唱过两首歌，一首是《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另一首是女儿考了好成绩，他在车里很高兴地唱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唱完自己嘀咕，「唉？怎么突然唱起这歌儿来了？」
电影最后一首歌出现在结尾处，经历了青春期战争的父女最终和解，疾驰的汽车中，响起的是姜育恒的「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
「电影肯定本身它有一个隐喻的东西，哪怕细节也好，意思也好，味道也好，它肯定会有很多隐喻性的东西在里面。」几秒钟后，曹保平静静地、认真地回答，「但也不是为了隐喻而隐喻，他更多是从人物的角度出发，就是这样一个父亲，他成长的年代，他的习性以及他的，等于是少年时期一个人物定型的轨迹，这些痕迹肯定都会多多少少呈现出来。」
按曹保平的说法，《狗十三》拍得很灰，但灿烂的、波涛汹涌的、惊心动魄的都埋在下面。与其说是少女的成长故事，不如说是一则社会关系寓言。威权和反抗，统治与驯化，中国式的家庭关系微缩了中国式的社会结构，你见过真正的大人吗？大人都会把我们修剪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狗十三》
这是曹保平搁置了5年的，想要做出的表达。
在中国导演的序列里，曹保平是一个略显特殊的存在。按照简单粗暴的代系划分，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级，与王小帅、娄烨、张元、路学长是同级同学，作为理想主义年代最后的孩子，这批人构成了中国电影的「第六代」，但曹保平没有跟同学们一样，经历横冲直撞又头破血流的地下电影时期，没有经历之后跌跌撞撞的电影节生涯。但他也没转入另一个极端，商业大潮泛滥后的爆米花电影他也看不上，从第一部长片《光荣的愤怒》开始，曹保平先后推出《李米的猜想》、《烈日灼心》、《追凶者也》、《狗十三》5部作品，以极致的情境，猛烈的情感，一点一点构筑起自己所理解的电影世界。
采访中，曹保平总结自己对电影的认知，「可能也是介于自我表达和商品之间的一个空间，灰色地带，我其实基本上是在中间那个灰色地带。」这种「灰色」让他在先锋的年代没有去先锋，于是在边缘的年代也就没有很边缘，只顾自己痛快的个人表达也许有着天真的美感，一下子挣上三五十亿的大生意听起来也挺诱人，但那都不是曹保平想要的。
曹保平是中间派，按照老友管虎的话说，曹保平最大的特点，是「专注和平均」，他一直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拍自己想拍的电影，他所理解的电影应该有迷人的故事，严密的逻辑，动人的表演，以及在此之上的尽可能为之的艺术表达。
但曹保平想要的强叙事不是崇尚自我和文艺创造的电影节想要的，想要的绝境之中的细微人性不是反智的商业社会想要的，这多多少少制造了曹保平的某种尴尬，没有重量级奖项傍身，也没有多么漂亮咋舌的票房成绩，他必须要去承担一个中间派的宿命，去平衡和挣扎，两头儿都要抓，两头儿都不靠。
这自然不讨好，但却最接近他心中电影应该的样子。后期在电影中转向强烈叙事的管虎很明白曹保平的心迹，「就我们这拨人心里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水落石出，不能被这个浪潮带走，尽量把自己的东西表达出来，这个强烈的概念还是有的。」
管虎记得，有一年的FIRST影展，在青海，活动完一天后大家一起喝酒，后来都喝大了，唱歌的，喊的，曹保平也大了，在一群喝到抽风的人中间，曹保平拽着管虎聊天，那两年一窝蜂出现各种喜剧电影，卖力搞笑的，攒网络段子的，「我记得有一句话他说，咱俩这种的，咱俩就私下里得保持啊，就剩咱哥俩这劲儿，咱哥俩这种的就得（坚持），别人就算了，不管他们丫的。」
偶然和突围
曹保平的电影之路充满偶然。
年，经历了一次孤注一掷的考试后，曹保平成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一员。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也有一段同样充满偶然的「前史」，年重新开始招生后，电影学院并没有文学系，当时整个影坛都处在横空出世的「第五代」制造的影像革命所带来的剧烈震荡中，电影界的主流看法是「电影编剧只能来源于有生活的作家和业余作者，电影学院不可能培养出电影编剧。」
年1月4日，由北京电影学院主办的「电影编剧研讨会」在新侨饭店举行，与会人员对开设编剧班的提议大多持反对意见，最终前文化部副部长、传奇剧作家夏衍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设这么一个班，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电影学院开始就没设编剧系……应该肯定，电影学院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专业人才，有导演，有演员，特别是摄影。但是，真正掌握写作电影剧本的，写出一个剧本来可拍，导演也不要花太大的功夫，而且拍出来大概不会低于六七十分的，这样的编剧还是太少。所以，培养出一批合格的编剧是个非常重要、非常紧迫的问题。」
这一年，夏衍已经85岁高龄，最后这位建国后历经磨难的剧作家对会上中国电影未来的建设者们说，「让时间检验一切吧。」
这个会议召开的时候，曹保平正在家乡的人事局当科员，后来他写文章回忆这一段的经历——
「至今我还记得那条细长的棕色工作证揣在我身上，偶尔经意或不经意地露出，那个年龄的我，所赢得的艳羡。那之前我是个文学青年。那时候我已经准备将有关文学的一切梦魇发烧神经病统统赶走，像个庸俗的正常人一样活着了，恋爱开始了，房子也有了，工作也不错，一切入轨。」
那种一眼可以望到尽头的人生让曹保平至今后怕，「我都在很幼稚地问自己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这个地方需要我来呢？」在周围人艳羡的目光中，曹保平每天做着大量的琐碎事，填表，开会，学习，像一头被蒙上眼睛拉磨的驴，日复一日，麻木顺从。
那之前曹保平也投过稿，他爸爸同事的妹妹是北影厂文学部的编辑，有一年碰巧去大同，「我一听到就感觉是神来了一样，你知道吧，就把那个剧本还特别干干净净地整个稿纸誊抄了一遍。」但投出去了，石沉大海，没有回响。
希望渐渐熄灭时刻，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信息，那是命运被梦想重新点亮的瞬间，他向单位提交申请，但很快被否决了。他心里非常清楚单位的挽留不是什么珍惜人才，那些初中生就能干的活儿也不需要什么「人才」，他们无法忍受的是，他发狂的文艺梦想对机关单位铁板一块的公权力所形成的冒犯。
同样感觉被冒犯的还有他的父母，曹保平的父亲做建筑工作，母亲是街办工厂的工人，他小时候长在那种国企工厂的大街区里，几十幢房子长得一模一样，唯一有区别的是一些毫无美感的名字，「有健康里，有幸福里，有富强里，有建设里，我们家住康乐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一模一样，憧憬的人生也一模一样，所以当曹保平决定丢弃铁饭碗去北京追求一个不知后事如何的文艺梦时，大家都觉得他疯了。
那是曹保平人生中经历的一次绝境，那场决定命运的反抗是偷偷摸摸进行的，白天扫地、学习和填表，把政治、历史、语文等复习重点做成纸条，夹在厚厚的一摞文件里，见缝插针偷偷地背，晚上抓紧时间搞复习，紧张程度堪比谍战片，周围人都很满意，这个文学青年终于老实了。最终利用一次出差的机会，曹保平跑到北京参加了专业考试。
这场出逃在一次孤注一掷的暗度陈仓中迎来结局，他被录取，但入学手续必须要有单位盖章的政审表格，最后，在单位上下被蒙在鼓里的情况下，曹保平把这张政审表格混在一叠待审批的公文中，趁人不备时偷偷盖上公章，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突围成功，绝处逢生。
当时电影学院崇尚的是艺术电影教育，境界不能低下，格调必须崇高。曹保平进入电影学院之后，才知道特吕弗、伯格曼、戈达尔，才知道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德国新电影运动——这些彪炳影史的伟大名字和重要流派是电影学院的老师们急于为学生们补上的重要一课，迫切希望接续上世界电影的艺术传统，78级是这么学的，成效卓然，于是有了横空出世的第五代。
大一的时候，曹保平他们在朱辛庄，每周学校会安排班车，把学生们从朱辛庄拉到小西天，一部接一部补上他们缺失的电影史。朱辛庄和小西天相隔20多公里，回来的车上，同学们叽叽喳喳讨论的全是电影。一定程度上，第六代和第五代接受的是相同的教育，老先生们都还在，同班同学唐大年记得给他们上中国戏曲史课老师叫祝肇年，从中央戏剧学院专门请来给他们讲课。老先生常穿一件棉布的中式的上衣，声音宏亮，板书都是竖体的，字写得漂亮极了，老先生随口就能流利地大段大段背出那些杂剧、散曲中的著名段落，讲到精彩处，还会唱上一段。
曹保平的同班同学、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任黄丹记得当时曹保平的打扮，「他是政工干部出身，就他穿西装皮鞋，比较尖的皮鞋。」不知是不是改写命运带来的喜悦，黄丹记忆中的曹保平「走路跳跃地走。当时他身上有一种特别雀跃的东西」。
唐大年印象中的曹保平也和那双皮鞋有关，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对曹保平最初的印象就是他钉了铁掌的三接头皮鞋，嗒、嗒、嗒，踏着一路的碎步从楼道到教室，意气风发。保平是大同人，脸颊上有两块边塞人特有的『村儿红』，每天早上洗完脸，他都会从枕头底下拿出白花花的雪花膏擦脸。」
故事的信徒
作为第一届学生，在当时的电影学院，文学系处在「鄙视链」不上不下的位置，唐大年说：「电影学院的文学有点儿尴尬的是，肯定导演系觉得自己是最牛逼的，然后导演系和文学系都看不上表演系，但是文学系呢，自己的那个文人劲儿，也觉得牛逼，导演系的人看书还不如我们多呢！」
曹保平很快觉察到这种不同，明白了电影的最终表达是影像。现在回过头去看，曹保平觉察出自己跟同学们的不同很早就注定了。
进入电影学院的第一课，老师问大家为什么来电影学院，老师希望得到的答案是，为了梦想之类，但一个同学站起来，「他特别可爱，他说我就是喜欢吴玉芳，我喜欢电影，所以我就考电影学院，被我们老师给臭骂一顿，说这个思想境界太低下。」
曹保平记得有一回忘了是看什么电影，他被情节深深吸引了，结果引来老师的一阵失望，「作为一个专业的电影工作者，怎么会被故事吸引呢，你要看他的光、调度等。」但曹保平确实是被故事吸引了，他骗不了自己。
作为「文革」后的第二批学生，85级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正是第五代发轫时期，「文革」的阴云渐渐散去，整个社会都沉浸在80年代空前的乐观氛围中。《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影片陆续问世，特别是年张艺谋凭《红高粱》拿下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摘下华语电影的第一个国际「三大」，整个电影圈都为之沸腾起勃勃野心，中国电影并不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电影差，中国电影一定能屹立于世界影坛，拥有无比灿烂的未来。
读书时的曹保平对这些全无概念，老师讲得越玄乎和崇高，他的内心就越疑惑，因为「看不到故事」。
他的脑袋里必须有故事。有一次交短片作业，曹保平写了一个生病的女孩，住在筒子楼里，隔壁有一对男女在做爱，女孩拿了一根葱和两个鸡蛋准备给自己煮面吃，结果「那个故事被老师给骂了一顿，说有隐喻、格调低下，说思想境界不高，然后唐大年还为那事跟老师在课堂上掰扯，让老师把他也给臭骂了一顿。」
没喜欢上就是没喜欢上。第六代毕业后大多数都走上倾向个人表达的艺术电影道路，曹保平成了例外，真要总结什么的话，曹保平说可能还是因为「骨子里的天性」，他喜欢故事，迷恋情节，4年的艺术电影教育最终也没把他「改造」成功，结果就是「第六代拍剧情片的鲜少，而且拍的，就反正不是这路子吧，那肯定就是4年电影学院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个最大权重的结果，但是我恰恰是这个权重之外的」。
追溯这个例外的成因要回到曹保平的童年。一个孩子理解和进入世界的方式只能是故事。因为太闹腾，姐姐烦到没有办法，就随便丢两本书给他看。一开始也看不进去，直到一天下午，姐姐丢给他一本叫《烈火中永生》的小册子，讲的是江姐的故事，对于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曹保平来说，一个女人，怎么被逮到监狱里，怎么经受酷刑，怎么保守秘密，怎么壮烈牺牲，整个故事充满了跌宕起伏，和某种意义上的血腥——新世界的门被推开了，曹保平找到了与整齐划一的现实世界相互平行的一个文学世界。
后来读《红楼梦》，最开始的几章他说什么也读不进去，因为一会儿石头一会儿宝玉，没有进入正经叙事，但过了第五章，一下子豁然开朗，后来曹保平把《红楼梦》反反复复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和那些说教意味明显的革命文学相比，曹保平在《红楼梦》里结结实实地感受到文学之美，他最喜欢晴雯，在山西读中专的时候，专业课也不上，一门心思写起了《晴雯传》，这个刚烈多情，又很干净的女孩子让曹保平爱得不行，这种影响直至今天，《李米的猜想》中的周迅，《烈日灼心》中的王珞丹，多多少少都有晴雯的影子。
家里的书都被看完了，就跟着姐姐去她的语文老师家，那是一位非常博学的老师，家里四面墙，整整齐齐都是书。那个阶段曹保平逮住什么看什么，后来又迷上了诗词格律，唐诗宋词一首一首地背，还有元曲，一首一首抄到小本子上，随拿随看，他还看了王力的《古汉语诗律学》，跟着书本自己学填词，一天一首，那个本子现在还在山西老家。
「文革」结束后开始有电影看，当时放的也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三进山城》等故事片。有段时间家里盖房子，需要帮手，结果曹保平的心思都在电影上，常常因为干活儿，错过一场好不容易等到的电影，这让他和父母的矛盾激化，最严重的一次，父母当着他的面，把家里的书一起都烧掉了。
这些粗暴的不理解让曹保平觉得伤心，也成为他日后走出山西的动力，曹保平觉得，自己和同学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从一开始，点亮他狂热梦想的是故事本身，而非后来的影像。
绝境
台湾影评人焦雄屏总结过曹保平的电影风格：他也不是如宁浩或程耳那样地在视觉和形式上铺陈调度，反而从现实主义出发，逼近角色审视其生存状态，在痛苦和没有出路的僵局中迸现人性，而且自始至终沉浸在悲观的氛围中，这是中国式的黑色电影，如同比利·怀尔德的经典《日落大道》，一开始便告知枪杀与死亡，然后让观众屏息在封闭、压迫、悲观的空间和无奈中。
也许是曾经从绝境中突围，曹保平迷恋绝境。绝境中更容易看清人性的灰处，也能创造最大的戏剧张力，它能最大限度地将人性撕扯开来。
人们能轻易想起《李米的猜想》中周迅那张倔强到让人心碎的面孔，瘦瘦的，歇斯底里，眼眶里永远兜着泪水，但强忍着，那场失去音信的爱情搞得她颓废又狼狈，神经质地怀疑，充满愤怒，但又那么美，把人置于极致的情境中，去探求人性的深处，这是曹保平着迷的部分。
类似的情境还有《烈日灼心》中猜到真相的段奕宏望向邓超时那个万般滋味在心头的眼神，邓超隐藏秘密决心赴死时，在死刑台上表现出的本能的恐惧、颤抖，还有一部分的认命和无怨无悔。
曹保平一直在自己的电影中创造极致的绝境，把人逼到墙角，逼到深渊边儿上，逼到不得不做选择的那个时刻。这样的取舍焦雄屏觉得源于曹保平「学院派的训练和文学出身的细节敏锐」，虽然拍的是商业电影，但曹保平的文学积累让他对人性的理解总是多出一些层次。焦雄屏说，「如果说曹保平是以作者式的方法面对类型，他的作风可能更像西部片中的巴德·巴提格和安东尼·曼。前者让一个或一小群男性做该做的事儿，道德暧昧，环境封闭，有存在主义式的困境；后者角色偏执，带着复仇与愤怒，逃不出人性欲望与责任承担的矛盾。」
现实中，整个第六代，也在经历绝境。
年，曹保平和第六代的同学们走出校门。等待他们的，是理想主义年代的渐行渐远，和制片厂制度的渐渐终结。第五代如日中天，被「文革」耽误的第四代甚至第三代电影人也抓紧时间和机遇继续各自被阻隔的梦想，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电影界，留给第六代的机会几乎没有。
后来，各大制片厂陆陆续续倒闭，不倒闭的也拿不出钱支持初出茅庐的新导演。一代人的满腔热爱在90年代初期无处寄托，拍电影是要钱的，政府没有资金，制片厂没有资金，只能转入地下。
转入地下就拿不到许可，拿不到许可就被贴上了对抗和反叛的标签，对抗和反派的标签意味着跟主流电影届的分道扬镳，第六代的时运里充斥着种种阴差阳错的误会，这让今天的曹保平回忆起来充满遗憾，在他看来，因为一直没有进入主流平台发声的机会，被当作飞行员一样严格培养的第六代被动承担了后来的命运，「我觉得第六代应该取得的成绩远远比现在应该要高得多得多，但是其实没有。」
曹保平认为，第六代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美学，他们看似的那种风格恰恰是这种艰难导致的。
经历了那一时期的管虎同意曹保平的看法，第六代的出场充满无处可去的艰难，这是这代人的宿命，「就是你会觉得离电影好远啊，我是这儿的么？」管虎举了个例子，娄烨拍《苏州河》的时候，其实不是独立电影，当时有10个导演分别拍，「每个人都有一个类似的，但是娄烨最终运气比较好，他转的胶片，拿胶片拍的，就上了国际舞台。」其他人拍完了就自己放着。
那段时间第六代经历着集体的苦闷，抱着拷贝去电影局等着，门卫说谢晋老先生刚进去，等着吧。一等等一下午，人还没出来，5点的时候，门卫过来说，「今儿不行了，你们走吧。」管虎记得在电影局外面的草地上，四仰八叉地躺着，眼泪哗啦哗啦往下流，「几个事加起来，当时就是对这个生活都失望了，那会儿我就记得，骑自行车，每天找，就觉得怎么办，还没钱。」
这段苦闷的时光各自想辙，留校的曹保平和同学黄丹后来分在一个家属楼，那时候两个人就天天打羽毛球，「那时候机会也轮不到我们，所以有那么多时间打羽毛球。」
刚毕业那两年，唐大年和曹保平交流最多，一件小事如今看来仿佛有着象征意味。毕业没多久，曹保平买了一辆二手的国产吉普，开起来声音如同拖拉机。他刚刚学会开车，坐在驾驶座上双手紧握方向盘，心无旁骛，到一路口，他问旁边的唐大年，前面是红灯还是绿灯？唐大年说，是红灯。他又问，那是该走还是该停？
漫长的等待
曹保平比绝大多数同学幸运，毕业后获得了留校工作的机会。虽然同样苦闷，同样迷茫，但骨子里的审慎和中庸，以及内心深处对当时没有踪迹的剧情片的偏爱，最终没让曹保平成为第六代地下电影运动时期一个悲观抑郁的文艺青年。
人生的道路停不下来，只能继续走下去。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曹保平、黄丹还有导演系的王瑞被下放到河北徐水县锻炼一年。名为锻炼，实际上无事可做，这些在学校里学习费里尼和伯格曼的年轻人先是被安排到徐水县电影院收门票，结果几个人把县里领导都给得罪了，小县城里都是关系户，原本收门票的知道来的这个是县长的七大姑八大姨，那个是税务局或工商局局长的小姑子，「人家去看电影都堂而皇之地进去，我们不知道，票呢？」
王瑞记得，当时三个人住到一起，也没事做，就聊天，聊电影，聊家里的事，一年相处的时间比大学四年都多。比较幸运的是当时那个地方有16毫米放映机，片库里存了好多之前去农村放的电影，于是几个人在片库里刷片子看，系统回顾了一下中国传统电影。
「它在你生命中你逃避不了的一段时光，就中国很多事情不就这样，对吧？把你搁在这里，关键是你抗争也没用，你再难受也没用。」黄丹记得当时大半夜睡不着觉，大家都苦闷，隔壁屋住着一位一起下放的女老师，就凑到一起讲鬼故事，「你没办法，你自己想办法在这里面苦中作乐。」
后来影院经理丢给他们一本县志，几个人发现抗日时期这个地方发生过一个故事，县志上写，日寇扫荡时期，徐水县委的一百多人被日本人集体杀死。后来曹保平以此为蓝本，写了自己毕业后第一个正式剧本《红棉袄，红棉裤》，「我就把那个事整个给颠覆了，写地主一家在那个时候，共产党也不敢得罪，日本人也不敢得罪，因为日本人住他们家里了，他就两头虚与委蛇，委曲求全，结果是最后一家全被给杀掉了。」
时隔30年，曹保平回忆起这段依然满脸兴奋，直到今天他都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故事。当时本来说的是，这个剧本大家弄出来，曹保平写，王瑞拍，但是后来剧本被八一厂看上，「我当时想，有一个成的就行了，是吧，我要说不同意，那本子就（拍不了了）。因为我当时也没有钱，没有人让我去拍。」王瑞的处境多多少少反映了当时第六代的生存状况，一组数字或许能更为具象地解释天时地利和生不逢时：年到年之间，张艺谋拍摄一部电影的标准预算是万，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预算为万港币，而这一年在福建电影制片厂无戏可拍的王小帅自筹资金拍摄自己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所筹资金是10万元。
几经辗转，许多年后，最终《红棉袄，红棉裤》拍成电影时，这个剧本中残酷的部分，黑色的部分，关键时刻展现人性抉择的部分统统被一笔带过，变成了一个英勇抗击日军的主旋律电影。
「没有机会，只能等着，人千万别把自己想得太刚烈，没那么回事，因为生存还是第一步的，我之所以能够耐得住，还是因为你有生存的方法。」曹保平是山西大同人，骨子里沉积着山西人的实用和圆融，文学系的曹保平比导演系的王瑞稍稍幸运的是，一定程度上，时间印证了当年夏衍的判断，导演系的学生没电影拍，但文学系的学生总能写写剧本，找点活儿干，韬光养晦，曲线救国。
这一等，就是15年。
15年的时间中，他写剧本，拍电视剧。拍电视剧也按拍电影的方式拍，剧本都是他亲自写，里面的人物关系和情感投射都按照电影剧本的方法做，节奏紧张情感激烈。但是这样的方式注定讨不到观众的半点欢心，观众要的是鸡毛蒜皮和家长里短，没人在意他要表达的复杂剧情和人性深度，「电视剧谁那样看啊，电视剧恨不得都在那儿半天回来那点事还能连上呢，所以它不符合电视剧的规律。」有时候，他老老实实写剧本，但剧本却被拍得乱七八糟，这些都成为促使他转型的诱因。
因为一直有事在忙，后来王瑞有机会拍电影，曹保平就跟他说，能不能带着他一起。王瑞记得曹保平当时到家里找他，「跟我聊这事儿，他说他很痛苦，不行，我得改。」
这个举动最初让王瑞觉得很诧异，「因为我到今天都认为曹保平是中国第一流的编剧，第一流的。我看了这么多剧本，我依然还是觉得曹保平写剧本是第一流的。」但某种程度上，王瑞理解曹保平的选择，中国电影的制作体制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导演成为行业金字塔的顶端，「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盯的就是导演，我凭什么就没有名气呢，我凭什么吃了这么大苦，所有荣誉都归你呢？」
有备而来
年，曹保平终于拍摄了自己第一部长片《光荣的愤怒》。这部电影充满曹保平喜欢的元素，紧张，暴烈，黑色，讽刺，一个叫黑井村的小村庄，老大嗜赌，老二贪财，老三掌权，老四好色，村支书叶光荣不甘四兄弟的统治，发动各怀鬼胎的村民展开夺权行动。
开拍最初的一个月，大家几乎没洗澡。主演吴刚还记得当时自己手指缝儿里全是黑泥，每个人都是在那里生活了很久的样子。当时开机后有媒体去探班，吴刚扎在人堆儿没人认出来，当时他就觉得这戏成一半儿了。
年，《光荣的愤怒》公映，没有取得多么亮眼的票房成绩，之后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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