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古代测绘

文?十八

编辑?往史里说

——中国古代测绘技术——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学术传教”，为中国了解并学习世界科学技术打开了一扇窗户。

在测量科学技术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固守了几千年的“天圆地方”概念，动摇了中国古代制图学所采用的“计里画方”方式，同时协助中国完成了领先世界的全国性大地测量。

基于明清之际“学术传教”活动前后中国测绘技术发展状况，通过梳理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所进行的测绘科技相关活动。

在对比分析基础上指出，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所进行的科技传教活动对中国古代测绘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这种促进是有限的，“西学东渐”中传入的测量技术和测量工具并没有被广泛应用。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测绘科学技术便是其重要代表之一。

测绘科学技术是利用多种技术手段获取自然及人工物体的空间形状、大小、位置及其相关属性信息，并进行研究利用的技术。

伴随着人类认识自然之需求的进一步提高，测量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发展。

大量证据表明，自中国秦代开始的一千多年里，高度发达的古代中国测绘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

此外，都江堰、紫禁城、赵州桥等现存大型古代工程也说明，中国至迟在16世纪之前在测绘科技方面就取得了辉煌成就并形成了系统的测绘理论。

但此时，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欧洲科学技术的进步，欧氏几何与非欧氏几何得到了长足发展与广泛应用，测试、测角设备日趋精密。

与之相比，大部分中国人仍然固守着“天圆地方”的关于地球的错误观念。

进入16世纪，地理大发现，航海事业兴起，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大背景下，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首的“学术传教”活动，为中国了解世界科技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

持续约两个半世纪的“科技传教”活动，无疑促进了中国古代测绘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测绘科技近代化的进程。

但不容忽视的是，直到清末，我们仍然没能找到完全由中国人自己按照经纬度绘制的地图。

相反，根据“样式雷图档”相关记载，在清代皇家宫殿、园林、陵寝等大型工程营造中，仍普遍采用中国古代传统测量仪器和工具。

16-17世纪，正值中国明末清初，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和变革之中。

此时的欧洲殖民列强，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需，展开了激烈争夺海外殖民地、残酷剥削和掠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活动。

他们利用“炮舰政策”直接进行赤裸裸掠夺的同时，利用攻心战术在思想和文化方面进行渗透。

因“传教”系其主要思想渗透方式，由此产生了基督教各修会和数量众多的海外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分布在印度、西亚、南亚和东亚的国家和地区。

明清之际（即16-18世纪）派遣到中国的传教士大约有~人。

这些传教士分属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近10个天主教组织。

其中，耶稣会士人数最多(人)、影响最大。

耶稣会士入华传教活动以年8月到达广东上川岛的沙勿略开始，影响较大的继任者有罗明坚、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白垩、张诚等。

虽然传教的实质是思想传入和文化侵略，但客观上对当时的测绘技术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如西方传教士通过《世界地图》将欧洲大地球形学说传入中国。清代宫廷所藏大量地球仪便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实证。

在西方传教士敲开中国大门的诸多“西洋奇器”中，包含了大量的测绘类仪器。

这些测绘类仪器大致分两类:一是测时类仪器;二是测角类仪器。

测时类仪器包括机械钟和日晷，测角类仪器包括象限仪、半圆仪、全圆仪、望远镜等。

中国是天文、历算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最重视天文、历算的国家。

历法为历代王朝施政大典，大约平均20年就要修改一次。明代沿用元代郭守敬所编《大统历》，据此推算日食月食时刻总出现错误。

藉此，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协助徐光启、李之藻制造了大量天文观测仪器并在西法天文观测基础上编制了《崇祯历书》。

清代官方天文机构钦天监在康熙、乾隆年间进行的两次大规模天文观测，分别由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和德国传教士戴进贤认监正。

以至于李约瑟在其《中国科技史》的扉页上引用了维也纳人弗兰茨·屈纳特的话:“许多欧洲人把中国人看作是野蛮人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在于中国人竟敢把他们的天文学家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上”，足见西方传教士对当时天文观测和制历的贡献之大。

测量技术的发展与数学的进步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密不可分。

16世纪前，中国数学极其发达，但明代进入了一个严重的衰退期，明初甚至连宋元数学家遗传下来的“天元一术”都无人知晓，以至于即使有人有修改历法的志愿，也无法实现。

此时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大多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他们传入的西方测算技术，结束了中国古代测量数学在封闭的条件下自我发展的历史，并踏上了逐步向近代测算技术转变的历程。

明末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执笔翻译的《几何原本》，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几何原本》对促进测量技术发展的作用正如徐光启本人在“刻几何原本序”中所言:“《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

在此基础上，又翻译了《同文算指》《测量法义》《测量全义》等测量著作，徐光启自己编著了《测量异同》《勾股义》等。

也正是这个时候，西方的割圆术、三角术、三角函数表、几何画法，以及比例规和筹算等输入了中国。

19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取代了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掀起了新一轮的西学东传。

但从乾隆中期开始，我国出现了复古思潮，忽视科学测绘方法的倾向显现，以至于连官方绘制的地图都不绘制经纬线，甚至不用比例尺，测绘技术方面有要退回到16世纪前的趋势。

晚清最重要的测绘事件莫过于始于光绪十五年（年）的《清会典图》测绘。

毫无疑问，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所进行的科技传教活动对中国古代测绘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发展主线来讲，“西学东渐”活动促使东西方文化产生交流碰撞，传入和产生的理念和思想被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所吸纳，新式的测绘仪器被宫廷接受，出现了《崇祯历书》《黄舆全览图》等举世瞩目的测绘成果。

促进了当时中国测绘技术的发展，但大量实事同时说明，这种促进是有限的。

在“西学东渐”后中国古代测绘技术仍然按照其原有的轨迹在发展，先进技术、仪器主要停留在宫廷之中，并未在更大范围传播。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测绘活动大多依然采用传教前的技术。传教士活动对于我国整体测绘技术的发展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完——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kz/41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