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中人口质量提升与数量增长的再平衡

■袁富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平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楠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是大规模工业化之后发达国家的普遍经历，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中国将面临类似的局面，这是城市化发展和结构条件变化的必然。借助“公共政策-经济效率”的一体化协调，实现低度均衡路径上人口增长的补偿，以免人口增长长期滑出合意的均衡路径。为了实现城市化阶段的发展可持续性，人口质量问题无疑是政策优先选项，唯此才有望实现“经济效率—民生保障”的良性循环。政策次序上以人口质量提升为先、兼顾质量提升和数量增长的再平衡，是理解中国城市化人口问题的根本切入点。

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是大规模工业化之后发达国家的普遍经历，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中国将面临类似的局面，这是城市化发展和结构条件变化的必然。借助“公共政策-经济效率”的一体化协调，实现低度均衡路径上人口增长的补偿，以免人口增长长期滑出合意的均衡路径。政策次序上应以人口质量提升为先、兼顾质量提升和数量增长的再平衡，是理解中国城市化人口问题的根本切入点。

上述判断是基于发达国家人口模式的考察得出的。欧洲老牌发达国家低度均衡模式、东亚发达国家向低度均衡快速收敛的模式以及开放的美国模式，但从长期人口增长趋势看，这些模式具有一些共性因素，我们归纳为4个假设：（1）增长和发展对于人口增长的诱致效应存在递减趋势。即数量型增长的驱动力减弱，迫使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演进，人口数量型扩张让位于质量型增长。（2）人口低速增长时期，存在围绕低度均衡路径的增长波动，此时的人口增长表现为补偿性增长，工业化时代的加速趋势消失。（3）社会职业群体中知识技术阶层的扩张对于人口更新率的提高具有挤出效应。（4）经济社会条件变化诱致的人口增长下降和生育意愿降低，需要公共政策提供有效补偿。

城市化时期对人口质量的重视，与分析视角由工业化阶段“从生产看待消费”转向城市化阶段“从消费看待生产”的观念变化有关。人口-消费-效率-政策相互作用的机制，在两个发展阶段有本质的区别，具体到中国城市化深度推进及其对人口增长造成的多方面冲击，本文认为，要维持中国未来的人口低均衡路径，必须重视如下协调机制：强制性政策失灵的条件下，人口政策总基调应转向民生-经济效率一体化；促进消费-投资一体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促进服务业要素化与高质量生产一体化。

壹

城市化与人口增长模式：欧洲、美国、东亚

经济匮乏对于发展中国家人们思维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跳出正统经济学理想模型和经济学寓言框架而采用一种更加现实的眼光观察发展历史，那么发展的逻辑应为：到了物质匮乏问题得到解决的阶段，产出扩张的思维让位于产品质量的思维，以生产看待发展的思维让位于以消费看待发展的思维，人口规模增长思维让位于人口质量提高思维。上述逻辑是结构条件变化的自然结果，这些变化包括后工业化时期城市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城市化所导致的消费者群体分化等等。这个过程中，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外部影响在人们意见形成过程中的权重逐渐增大，示范效应的主导力量开始显现。

两个阶段的思维有着显著不同。从发展经验看，由物质匮乏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工业化加速时期，资本积累、劳动力需求增加和就业的稳定性预期与较高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快速提高相一致。后工业化时期，基于物质匮乏消失的城市化过程通常呈现低增长和高成本并存的态势，城市生活费用的提高以及消费示范效应的增强，抑制了人口的较快增长。对于家庭和社会而言，孩子抚养逐渐成为一种奢侈品和投资品，对人口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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