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旦谈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

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权威 http://www.yangguizhe.com/bdfzx/m/
钟鸣旦（章静绘）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教授、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钟鸣旦（NicolasStandaert）先生长期致力于欧洲汉学研究，被译成中文的著作包括《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张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年）、《传教中的“他者”：中国经验教我们的事》（洪力行译，辅大书坊，年）、《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神圣研究中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等，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上海书评》邀请该书的译者陈妍蓉女士采访了钟鸣旦教授，谈谈该书的写作背景。《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比利时]钟鸣旦著，陈妍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9月出版，页，98.00元《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不是您第一部被翻译成汉语的学术著作。相比于您之前的专著，这本书（以下简称《中国声音》）有哪些特别之处？钟鸣旦：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它囊括了很多的原始材料。我之前出版的研究，比如关于丧葬、关于方法论，或者关于传教历史的——它们都是围绕着某一个主题展开的研究。但这本书是完全依赖于史料的。当然，它也跟这本书涉及的礼仪之争这个话题有关，也跟我自己与这些史料的渊源有关。最初，我并没有打算做关于礼仪之争的研究，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这是一本关于礼仪之争的作品。是那些史料、那些档案和文本一路牵引着我找到历史里面的人——他们只是刚好与礼仪之争有关而已。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回顾了当时去布拉格国家图书馆的情景。那里的前身是耶稣会图书馆，我想看看是否还留着有关卫方济（FranoisNol，–）的资料。我跟罗然（OlgaLomova）安排好参加完一个会议后就去查阅资料。我早晨九点到那里，但没法看到原本想找的东西。没办法，我就翻看了一下图书馆的索引目录，卡片形制的那种——当时的藏书还没有电子目录。我看到了两本卫方济写的书，便预约了；但直到下午两点才能看到这两本拉丁语的著作，四点前又要去赶飞机，很仓促。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些资料，也没有做过相关的研究。我打开书之后，却发现里面有一些看似熟悉的姓名，比如严谟（教名保禄），这些都是中国天主教徒的姓名。这个发现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我们一贯认为中国人没有参与到礼仪之争在欧洲的讨论，但这些姓名出现在卫方济的著作里，于是我突然意识到，或许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被完全忽视，因为拉丁语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这些人的姓名与两种类型的文本一起出现：一种是引文，引用的是一些中国学者的论说——比如严保禄或者某位教名是多玛的中国学者，我当时也并不熟悉其中的每一个人；另一种是信件，书信里面出现了非常多的中国人姓名。当时我就随手做了一些笔记，便返回比利时。很快，我可以把第一种类型的文本内容和人物联系在一起。就像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引文。我曾经研究过严谟，于是就从他写过的文章开始查。从我当时匆忙留下的笔记判断，这些引文的确与严谟的著作有关联。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汉语文本作为引文，但仍需等上五六个月才能订购到这部拉丁文著作的微缩胶片。又过了几个月，我有机会去罗马。经过一番周折，我得到两个发现，或者说能够建立两种关联。第一种是在罗马的文档，它们一般被描述为中国来信，我大胆猜测这些书信内容是不是跟卫方济的书里面那些被翻译为拉丁语的内容有关。果然！我非常高兴地发现，这些书信内容和拉丁语的翻译是完全吻合的！第二种是被引用的中国学者的著作——卫方济的著作里写得非常严谨准确，比如某某引文是来自严谟，而严谟的著作正保存在罗马。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卫方济自己的著作也引用了很多来自汉语经典的引文，引用出处详细且精准。甚至，作为这些引文出处的汉语典籍也正好属于保存在罗马的汉语文献，而且这些保存在罗马图书馆的经典书籍正好是卫方济和庞嘉宾（KasparCastner，–）送到罗马的——被引用语句的所在位置还配有书签、贴纸等做笔记的方式！所有的拼图都可以连起来了。为什么要仔细回顾这一路看似琐碎的经历呢？首先，我对待这些文本的角度不是基于礼仪之争，我甚至没有去细读或分析卫方济的长篇大论。就像我在《中国声音》这本书的结构里体现的，我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td/80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