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间能否和平相处兼论新型国际关系与国

三、战争与人类历史进步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文化或文明是人性的自然放大，是人类在历史进步发展中的必然后果，那么，又如何认识战争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说从古到今的任何形式的战争都是消极的，无益于人类社会进步？

事实求实地说，就当下的人类世界与文明国家应遵循的普遍准则而言，无论哪种借口，无论何种理由，任何危及人类生命、文明本身的战争形式都是可憎的，都与人类文化或文明发展的终极目的背道而驰（读者请注意，此处说的是终极目的）。

然而，权重文化、文明的意义或放大其功效并非就等于绝对地否定历史上任何战争对于人类社会进步之功效。否定战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对于文化或文明的促进、整合与创制，对于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形塑与完善那显然有失偏颇。

如果我们游离于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及其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很难运用逻辑上的“同一律”或“排除律”进行区分。所以，不宜纯然地用“是”或“不”进行界定——战争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为一对二律背反或者互相矛盾的关系。

战争同人类的进化史、发展史、国家的建构史存在着一脉相承且相辅相成的关系。战争本身构成了人类历史色彩斑斓的华章——出其不意的战略、战术以及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著名战役中涌现出的枭雄、将帅以及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杰不知被多少人所记载、讴歌与传颂，经典战事、大规模战役数不胜数。战争或战略学者关于战争的论证汗牛充栋。

春秋战国时期的孙武思想精邃富赡，撰写的《孙子兵法》逻辑缜密严谨成为经典。古罗马时期迦太基统帅汉尼拔以少胜多赢得布匿战争被广为传颂。19世纪战略学家克劳塞维茨撰写的《战争论》将战争升级——战争成为国内政治的继续被奉为经典。20世纪的雷蒙·阿隆（RaymonAron）独辟蹊径，从人类行为学的视角针对战争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受到青睐。在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入江昭纵横策论，将19世纪以来流行的各种战争观、和平观进行比较分析，查尔斯·W·凯格利（CharlesW.Kegley.Jr.）独具慧眼，围绕战争或战事的终结对于和平建构的意义进行评述被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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