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的丝路使者

文：马浩亮

“二十四史”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最高成就，在这些卷帙浩繁、汗牛充栋的皇皇巨著中，不仅有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远航非洲的郑和、被印度戒日王奉为国师的玄奘，也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这些将毕生才华学识奉献给中国大地的“老外”。翻开泛黄的历史书卷，那些古典雅致的文言著述，为后人了解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使者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剖面。

（壹）张骞：丝绸之路“凿空”者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罗家伦途经西北新疆，见到历代先贤留下的遗迹，感慨万千，撰成词一首，经另一位国学大师赵元任谱曲而成为传唱一时的校园歌曲。词的下阕写道：“想乘槎张骞，定远班超。汉唐先烈经营早！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更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

两位大师的连袂佳作，贯通古今，而且极具前瞻性。时至今日，新疆果然已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欧亚孔道”，更成为关系中国西北安全稳定的前沿阵地。而要发扬光大丝路之光，第一个需要铭记的就是罗家伦词中所提到的“张骞”。

也许有些人不知道，今天餐桌上司空见惯的葡萄、西瓜、核桃、香菜、石榴、胡萝卜，都要归于张骞的开拓之功。

在位列“二十四史”第一位的《史记》中，作者司马迁如此写道：“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年邮票《出使西域》

“凿空”二字，《史记集解》释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司马迁在《史记》中进而明确肯定“博望侯开通外国道”。因此，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张骞开通中外交流、奠定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就已经得到了公认。张骞封爵是博望侯，甚至在他逝世多年后，西汉王朝历任出使西域的官员仍都打着“博望侯”的旗号，以此来获得西域各国的信任，可见张骞的影响之深远，已成汉朝的“名片”。

汉武帝时期，张骞担任侍奉皇帝左右的郎官。当时，匈奴势力扩张，控制了北方广大地区，并征服西域及河西走廊，以西域作后盾，侵扰汉王朝。汉武帝即位后，从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被匈奴打败而西迁的大月氏有报仇之意，便决定沟通与西域的联系，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断匈右臂”。

张骞勇敢地挑起了这一重担。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年），他率领一百多名随行人员，以匈奴人堂邑父为向导，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途经河西走廊时，张骞一行被匈奴骑兵抓获扣留，从此长达十年。但张骞始终“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元光六年（前年），张骞趁监视松弛，带领部分随从逃出，继续前往西域。

张骞一行人在戈壁沙漠、雪山冰窟中历经艰辛，经车师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今乌兹别克费而干纳盆地）。得到大宛国王的热情接待，派人送他们到了康居（今乌兹别克、塔吉克斯坦一带），康居国王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但大月氏自西迁以来，已定居乐业，不想再与匈奴作战。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期间还曾越过妫水南下，抵达大夏国蓝氏城（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元朔元年（前年），张骞动身返国，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直到元朔三年（前年）初，匈奴发生内乱，张骞才趁机逃回长安。此时，距离其出发之时已过去了13年。出发时的一百多人只剩下张骞、堂邑父二人。

张骞这次远征，虽然未能达到同大月氏结盟夹攻匈奴的目的，但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他对西域各国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后来，张骞随大将军卫青出征，由于他熟悉沙漠的地理环境，“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以功被封“博望侯”。

公元前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大败匈奴。张骞向汉武帝提出“联络乌孙，再抑匈奴”的建议，得到批准，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他率领三百人，并携带大量马匹牛羊、金帛货物。联络乌孙成功后，他又遣副使持节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前年）乌孙王派数十人护送张骞回到长安。第二年，张骞在长安病逝。而乌孙使者回国后，报告了汉王朝的强盛，增强了乌孙王昆莫对汉王朝的向往。他再次派使者到长安，请求和亲。元封六年（前年），汉武帝把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作为公主嫁给昆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西嫁的皇家女子。

也是在元封六年，汉朝使者到了安息，向其国王献上了华丽光洁的丝绸，安息国王非常高兴，以鸵鸟蛋和一个魔术表演团回赠汉武帝。这是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张骞两使西域，历时廿载，行程万里，打通了东西方交流的通道，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知道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他做了大量科学考察和地理探险，不仅亲自访问了西域各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知晓了安息（伊朗）、条支（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印度）等地的情况。

这些有关地理、风土人情、民俗、经济的资料，被司马迁写在《史记·大宛列传》里。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外部世界的第一次详实可靠的记载，也使得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走出了《禹本纪》、《山海经》等神话传说的时代。司马迁在《大宛列传》文末感叹：“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从此，汉朝和西域各国开始了友好往来，特别是经济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中国的丝绸以及冶铁、凿井等先进技术传到西域，西域的优良马匹、葡萄、苜蓿、核桃、石榴以及音乐舞蹈等也传到中国。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派兵镇戍屯垦，保护往来商旅。西域正式归于中国中央政权的统治下。

张骞被誉为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岂之教授认为：“没有张骞出使西域，也就不会有丝绸之路的开辟。没有丝绸之路的开辟，也就不会有了汉朝和西域以及和欧洲文化的交流，所以，通西域的意义十分重大。”

（贰）班超：守护西域三十载

张骞出使西域被司马迁收录在《史记·大宛列传》之中，到了“二十四史”的第二部《汉书》之中，作者班固则在第六十一卷单列了《张骞李广利列传》，进一步肯定了张骞的历史作用。而继张骞之后，维护西域安定繁荣、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首要功臣，正是班固的弟弟、也就是罗家伦词中提到的“定远班超”。

班超生在书香世家。父亲班彪、哥哥班固、妹妹班昭都是著名史学家。班固与司马迁并称“班马”，被认为是开创中国传统纪传体史学的鼻祖；班昭协助哥哥班固完成了《汉书》的编纂，她写的《女诫》在中国古代长期被奉为妇道经典。

如果按照家人的设想，班超的人生或许也将像父兄一样，终生与文字为伍。东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被朝廷征召担任校书郎，班超与母亲也随大哥到了京城洛阳。《后汉书·班超梁慬列传》记载：“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后超出使西域，竟立功封侯。”

这就是成语“投笔从戎”的由来，也生动展现出班超以张骞为人生楷模，矢志“立功异域”的雄心，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与班超有关的另一个著名成语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新疆喀什市东南郊的吐曼河岸边，有一座“盘橐城”，是公元一世纪疏勒国的宫城，后来成了班超经营西域的大本营，有的史料亦称其为“班超城”。今天，喀什市政府在遗址上兴建了班超纪念公园。园内建有3.6米高的班超全身塑像，36勇士雕像排列两侧。

东汉初期，北匈奴控制西域诸国，屡次进犯河西诸郡，边地人民不堪其苦。永平十六年（73年），奉车都尉窦固等人出兵攻打北匈奴，班超随从北征，在军中任假司马（代理司马）。他率兵进攻伊吾（今新疆哈密），在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与北匈奴交战，斩获甚多。窦固很赏识班超，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班超出使西域路线图

班超先到达了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鄯善王起初对班超等人优礼备致，后来突然变得冷淡。班超用计查明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于是，他把鄯善侍者关押起来，召集部下36人，慷慨陈词：“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

当夜，月黑风高，班超率将士直奔北匈奴使者驻地，暗中埋伏，顺风纵火，四起鼓噪，声势喧天。匈奴人乱作一团，死伤殆尽。班超于是请来了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鄯善王大惊失色，举国震恐。班超好言抚慰，鄯善王表示愿意归汉廷。

班超完成使命后率众回师，并把情况向窦固作汇报。窦固大喜，上表为班超请功，并请朝廷再选派使者出使西域。汉明帝很欣赏班超的勇敢韬略，就正式任命其为军司马，出使西域。

班超像（公元32年～年）

班超到了于阗国。当时，于阗王广德刚刚攻破莎车国，在天山南道称雄，北匈奴派使者驻在于阗，掌控实权。班超断然采取措施杀死了挑拨离间的于阗巫师，并将其首级送还于阗王，陈说利害。于阗王听说过班超在鄯善国诛杀匈奴使者的壮举，大为惶恐，当即下令杀死北匈奴使者，重新归附汉廷。此后，西域各国全都派出王子到洛阳做人质，西域与汉王朝中断了65年的关系，至此得以恢复。

当时匈奴人扶立的龟兹国王仗势攻破疏勒国，杀死国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永平十七年（74年）春，班超又进兵疏勒，俘获兜题，来到架橐城，另立已故疏勒王的侄儿忠当国王，疏勒平定。此后，班超还相继平定了尉头国（今新疆阿合奇），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弥兵一万人攻破姑墨国，“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

建初五年（80年），班超上书给汉章帝，分析西域各国形势及自己的处境，提出了要趁机平定西域各国的主张，他慷慨而言自己虽出身“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像张骞那样立功。并提出了“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的主张，得到了章帝的采纳，并派兵援助。

元和四年（87年），班超调发于阗等国士兵二万多人，再攻莎车。龟兹王发兵五万救援莎车。敌强我弱，班超运用调虎离山之计，直扑莎车大本营，斩杀五千多人，获得许多的马畜财物。莎车国只好投降，龟兹王等也逃散，班超威震西域。

永元三年（91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都陆续归降。朝廷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永元六年（94年）秋天，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士兵共七万人，进攻焉耆、危须、尉犁，斩杀五千多人，俘获一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多万头，另立焉耆国王。至此，西域五十余国都归附了汉王朝。永元七年（95年），朝廷为了表彰班超的功勋，下诏封他为定远侯，食邑千户，后人称之为“班定远”。

永元十二年（年），年近七旬的班超上书朝廷请求回国，书言：“狐死首丘，代马依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其妹班昭也上书求情说：“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每有攻战……不避死亡……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汉和帝阅后大为感动，召班超回朝。

永元十四年（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被任命为射声校尉。一个月后辞世，享年71岁。朝廷派使者吊唁致祭，赏赐优厚。其幼子班勇后来子承父业，继续致力于维护西域稳定的事业。

班超以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经营西域31年，执行了汉王朝“断匈奴右臂”的政策，为平定西域，促进民族融合、经济文化交流，维护丝绸之路畅通，做出卓越贡献。

《后汉书》作者范晔评价他说：“定远慷慨，专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龙沙。”近代作家蔡东藩在《后汉演义》中还对张骞、班超做了一番比较：“西汉有张骞，东汉有班超，皆一时人杰，不可多得。吾谓超之功尤出骞上……超但挈吏士三十六人，探身虎穴，焚杀虏使，已见胆力；厥后执兜题，定疏勒，指挥任意，制敌如神，而于中夏材力，并不妄费，此非有大过人之才智，宁能及此？”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属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这是古代中国人最远的一次西行探险。甘英一行从龟兹出发，西行至疏勒，越葱岭，经大宛、大月氏至安息。

安息一直以在汉朝和大秦之间做丝绸中转贸易而致富，并不愿汉朝开辟直接通商的道路。甘英到了安息西界西海（波斯湾）时，安息人向甘英备陈渡海的艰难。当地船工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一二岁者，故入海皆赉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听罢放弃渡海，转北而东，后取道木鹿和吐火罗东还。

甘英虽未到达大秦，但却是当时中国人向西所抵达的最远地区，丰富了中国人对中亚各国的认知与了解，在中西方交流历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叄）玄奘：大唐高僧震天竺

千百年来，在丝绸之路上穿梭的芸芸众生中，有金戈铁马的将军士兵，有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但所有人当中，若论在老百姓当中的知名度，恐怕无人能超过玄奘。明代大作家吴承恩在《西游记》中以其为原型所创作的唐僧形象，令玄奘深入人心。虽然历史与小说有不小的差距，但《西游记》的故事骨架即唐僧西天取经，就脱胎于玄奘西行的真实故事。

五代后晋时编纂的《旧唐书》第一百九十一卷是《方伎列传》，将唐代的著名道士、医士、高僧合为一传。其中高僧有玄奘、神秀、慧能、一行等人，玄奘排名第一。

《旧唐书》载：“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房玄龄是当时的宰相，许敬宗也是朝廷重臣，唐太宗以房、许等人助玄奘翻译佛经，可见其地位是何等尊崇。

玄奘（—年），俗家姓名“陈祎”，世人更多的是尊称他为“三藏法师”，《西游记》中也称他为“唐三藏”。玄奘11岁便开始学佛，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不少佛教译着义理含混，注疏不同，差异很大，于是萌生去佛教发源地印度求教的想法。贞观元年（年）玄奘上书唐太宗，请求西行求法，但未获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决定“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玄奘像

次年，玄奘启程西行，长途跋涉五万余里，备经艰难险阻，走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人马俱绝”的大沙漠，有时忍饥挨饿，有时盗贼威胁，但玄奘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东归一步。”他先后经过兰州、凉州、瓜州，出玉门关，越过五烽，渡流沙，抵伊吾（哈密）、高昌（吐鲁番）、屈支（库车）、赤建（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飒秣建国（撒马尔罕）、葱岭、铁门，南下缚喝国（今阿富汗北部巴尔赫）、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梵衍那国（阿富汗巴米扬）、犍陀罗国（巴基斯坦白沙瓦及阿富汗东部一带）、迦湿弥罗国（克什米尔）。

在迎湿弥罗国，玄奘学习梵文经典，四处游历求法。后又进入中印度，一边学习佛教经论，一边巡礼佛教遗迹，在那烂陀寺历时5年，备受优遇，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并到各地访师参学长达4年。他还有一个梵文名字“摩诃耶那提婆奴”。年，玄奘与戒日王会晤，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五印度18个国王、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参加，观者如堵。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驳倒他，名震一时。戒日王又请玄奘参加5年一度、历时75天的无遮大会。

年，玄奘载誉启程回国，并将部佛经带回中土大唐。贞观十九年（年）正月，玄奘到达长安。唐太宗在洛阳召见了他，嘉许他“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

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开始了繁重的译经工作。唐高宗即位后，又命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李义府等人润色玄奘所定之经。20年间，玄奘及其助手共译出佛教经论74部，卷，每卷万字左右，合计万字，占整个唐代译经总数的一半以上，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另外三大翻译家译经总数的一倍多，而且字词严谨，质量上乘，成为翻译史上的典范。唐太宗曾亲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称赞“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

译经之余，玄奘还完成《大唐西域记》，记述自己所经历的个和传闻所知的近30个国家、地区、城邦的情况，包括宗教、疆域、山川地理、风俗、艺术、语言文字、气候、农业、商业、货币等，成为研究中亚、南亚史的重要文献。譬如，塔克西拉（今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西北）是佛教圣城，晋代高僧法显到达此地。玄奘在年来到塔克西拉，在此讲经说法两年，在《大唐西域记》中，他描述塔克西拉：“地称沃壤，稼穑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气序和畅，风俗轻勇，崇敬三宝。”

日本书籍里有关玄奘西行路线的示意图

从19世纪开始，这部书被译为德、法、英、日等各国文字，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上很长时间，印度人没留下文字历史，多存在于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中。《大唐西域记》成为解锁印度尘封历史的一把钥匙。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考古学者和印度学者一道，手持英译本《大唐西域记》，在印度陆续发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蓝毗尼等众多古迹。印度历史学家阿里曾评价：“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玄奘还将《老子》等中国经典译作梵文，传于印度；又把印度的天文、历算、医学介绍到中国，成为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玄奘整理编译的佛教典籍及《大唐西域记》，对东亚文明包括日本、韩国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麟德元年（年）二月五日，玄奘圆寂，“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总章二年（年），朝廷为之改葬“大唐护国兴教寺”。

鉴真东渡日本

鉴真（～年）是与玄奘齐名的另一位唐代高僧，也是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被日本人民称为“天平之甍”，意为鉴真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

鉴真于武则天垂拱四年生于扬州。14岁时，随父在扬州大云寺出家，后来到洛阳、长安学习佛法，开元元年（年）回到扬州任大明寺主持。开元二十一年（年）日本僧人随遣唐使来中国留学，并邀请高僧赴日弘法授戒。天宝二年（年）鉴真和弟子开始东渡。十年之内五次泛海，历尽艰险，均未成功。第五次东渡失败后，62岁的鉴真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宏愿坚定不移。

天宝十二年（年）十一月，鉴真率弟子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岛南部）登岸，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奈良），安置东大寺，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宰相、右大臣、大纳言以下官员百余人，至东大寺拜访。四月初，为圣武太上皇、皇太后、孝谦女皇、皇太子、大臣授菩萨戒。

唐乾元二年（年），鉴真在奈良创建唐招提寺（ToshodaiTemple），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寺院讲堂内有一尊涂漆加色的弥勒如来佛像，佛像两侧有两个外形似轿的小亭，是当年鉴真师徒讲经之地。讲堂庭院里的藏经室，收藏有多年前鉴真从中国带去的经卷。建于1年的御影堂内，供奉着鉴真坐像，结跏趺坐，团目含笑，两唇紧敛，已被日本奉为国宝。

鉴真还通晓医学，精通本草，把我国中药鉴别、炮制、配方、收藏、应用等技术带到了日本，并传授医学，为患者治病。唐至德元年（年），鉴真及弟子治愈圣武天皇病，当时鉴真虽已双目失明，但他以口尝、鼻嗅、手摸来辨别药物，准确无误。日本医史学家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中指出：“日本古代名医虽多，得祀像者，仅鉴真与田代三喜二人而已。”

（肆）郑和：七下西洋垂青史

在中国近几年掀起的出境游热潮中，东南亚是热门区域，也让众多国人深刻记住了“三宝”两个字，诸如马来西亚的“三宝山”、“三宝庙”，印度尼西亚第三大港口“三宝垄”、“三宝井”等等。它们都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航海家郑和。

清代张廷玉等人编纂《明史》，第三百零四卷特列《宦官传》，以郑和为第一。《明史》赞曰：“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也就是说，在郑和之后奉命出使外国者，都无不打着“郑和”的名号，这与西汉张骞“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如出一辙。张骞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而要论对“海上丝绸之路”影响最大者，则非郑和莫属。

年7月11日，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第一个“中国航海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年前的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郑和奉明成祖之命担任正使，率士兵二万八千余人，在江苏省太仓市刘家港起锚，出使西洋。

郑和船队有大船62艘，每艘长44丈、宽18丈。

郑和原名马和，小字三宝（又作三保），因此《宦官传》称：“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幼时被明军掠至南京，净身成小太监，后进入燕王朱棣府中。靖难之役，马三宝知兵习战，随军立下战功。朱棣夺取帝位后，御赐其姓“郑”，擢升其为内官监四品太监，十分信赖。当时，朱棣怀疑被推翻的惠帝（建文太子）流亡海外，即“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故欲派人到海外寻访。郑和被选中承担这一特殊使命。

郑和船队有大船62艘，每艘长44丈、宽18丈，从江苏先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扬帆到了占城（越南中南部），后向爪哇方向南航。年6月30日在爪哇三宝垄登陆，进行贸易。随后到三佛齐旧港，当地侨领施进卿来报，海盗陈祖义残暴，剽掠商旅。郑和兴兵剿灭海盗，生擒贼首陈祖义。郑和船队后到过苏门答腊、满剌加（马六甲）、锡兰（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等国家。在古里赐其国王诰命银印，立石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永乐五年（年）九月，郑和回国，诸国使者随同朝见，永乐帝龙心大悦，爵赏有加。陈祖义被在京城问斩。施进卿被封为旧港宣慰使。

由于首航的巨大成功，郑和回国十几天后，便又奉命启程开始了第二次下西洋之旅，时间从永乐五年至七年（~年）。这次，郑和船队访问了占城、爪哇、暹罗（今泰国）、满剌加、锡兰、柯枝（今印度西南海岸科钦一带）、古里等国。在锡兰，郑和专程到佛寺布施，并立碑为文，记有“谨以金银织金、纺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

永乐七年九月（年10月），郑和第三次远航，永乐帝的重要谋士姚广孝（道衍和尚）随行，并从锡兰迎请佛牙舍利，增进了中外宗教文化交流。永乐十一年（年）十一月，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到东非麻林迪（肯尼亚一带），永乐十三年七月回国。同年，麻林迪使者来中国进献了“麒麟”（即长颈鹿）。

郑和历事明成祖、仁宗、宣宗三朝，《明史》载“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腊、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迪、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

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约有两万七八千人，编制庞大，分工明确，有官校、旗军、勇士、力士、买办、书手、通事（翻译）、水手、医士，还有郎中、都指挥、千户、百户、教谕、阴阳官、舍人等文武官员。这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庞大船队。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评价：“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在后来的大航海时代，无论是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还是麦哲伦、托雷斯、库克船长，其船队规模都远远无法与郑和比拟。直到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才再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船队。

明宣宗宣德八年（年），62岁的郑和于归国途中，积劳成疾，在古里病逝。

郑和七次下西洋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他发展了海外贸易，传播了中华文明。据统计，明成祖在位的22年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来朝。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郑和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了民间贸易。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学、航海造船技术等在亚非等地得到传播。而且郑和船队虽全副武装，却从不以征服异族为目的，展示了中国人的和平理念。

（伍）马可·波罗：欧洲人来华先驱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马可·波罗也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乘坐国泰航空的航班，空姐会邀请你加入“马可孛罗”会员；香港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光正旗下有“马哥孛罗”连锁酒店，遍及港、京、沪等大城市。意大利有旨在促进中国学生到意大利学习和进修的“马可·波罗计划”……这都是MarcoPolo的不同音译。“马可·波罗”早已成为了交通旅行、文化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马可·波罗（～年）

马可·波罗（~年）是13世纪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令他蜚声世界的是一本叫做《马可·波罗游记》的书。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拿着罗马教皇给蒙古大汗的复信和礼品，向东方进发。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再沿陆上丝绸之路前来东方，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新疆，历时四年，在年到达元朝上都。并得以进入宫廷，觐见了大汗忽必烈。忽必烈对他们的经历非常感兴趣，特意请他们讲述沿途的见闻，并一同返回大都（北京）。

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了17年，并担任了元朝官员。他掌握了蒙古语和汉语，游历了许多地方，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9年，伊儿汗国大汗、蒙古贵族阿鲁浑的王妃去世，阿鲁浑派专使到大都求婚，忽必烈选定阔阔真为公主婚配给阿鲁浑。此时，思乡心切的马可·波罗趁机向忽必烈提出参与护送任务，并顺路归国。2年春，马可·波罗随专使护送阔阔真从泉州起航出海。5年，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马可·波罗后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狱中他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由其狱友鲁斯蒂谦写成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这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为欧洲人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和世界。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它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地大物博，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随处可见”。迄今，《马可·波罗游记》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版本。

从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就已经出现。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欧洲人对神秘的东方世界充满了好奇。《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激发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和无比神往，特别是刺激了探险家和商人们的野心，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数百年一直备受争议。“肯定论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书中描述的元朝远征日本、王着叛乱、襄阳回回炮、护送阔阔真公主以及中国各大城市的景象等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获知的。“怀疑论者”依据也有很多，特别是马可·波罗从未出现在中国正史或著述中，如明代修编的《元史》就只字未提。如果马可·波罗果然有这么大影响，且在元朝宫廷为官，是不可能在各种史书中毫无蛛丝马迹的。

不过，今天绝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他到过中国，而且争议各方都认同《马可·波罗游记》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的贡献，“马可·波罗”已经成为了东西方交通联系开拓者们的代名词。他是否是具体的某个人，已经并不重要。

（陆）利玛窦：集科学汉学大成

在北京车公庄市委党校院内，有一座宁谧的墓园，四周被透花砖墙环绕。早秋斜阳映照下，平添了几分肃穆气氛。墓园里并排竖立着三座汉白玉石碑，中间最为高大的螭首方座碑高2.7米，碑额雕龙花纹的中心镌有代表天主教会的十字架徽记，表明墓主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碑身正中刻有“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八个大字。据史料记载，墓碑上原有碑文：“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石碑后面是灰身黑顶圆拱式的长方形砖砌坟墓。利玛窦墓东侧为南怀仁墓，西侧为汤若望墓。旁边还立有几十座墓碑，安葬的都是来华传教士。

利玛窦墓碑在墓园中最高、最大，格外抢眼。的确，无论是来华时间、资历、贡献、影响，利玛窦都配得上这样的荣耀。

与马可·波罗的众所纷纭不同，利玛窦或许是被载入中国官修正史的第一个欧洲人。《明史·志一·天文一》中明确记载：“万历中，西洋人利玛窦制浑仪、天球、地球等器。”

利玛窦（~年），原名MatteoRicci，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他还像中国士大夫一样，取有名号，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16岁时，利玛窦到罗马学习神学、哲学、天文，并掌握了多国语言。年，利玛窦和其他14名耶稣会士，从葡萄牙里斯本乘船出发，一起前往印度传教。在此之前，他受到传教先驱沙勿略(FrancisXavier)的影响。

利玛窦主持修建的北京宣武门南堂内的圣沙勿略铜像。（马浩亮摄）

年8月，利玛窦抵达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澳门。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往欧洲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只能停留在澳门。年9月10日，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中国内地，求得广东肇庆知府的允许，在当地建立了第一个传教地。利玛窦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三棱镜、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这些西方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世界地图，令人们眼界大开。

而后多年，利玛窦辗转韶州（广东韶关）、南雄、南京等地传教，他听从了好友和弟子瞿汝夔的建议，蓄须留发，改穿儒服。利玛窦并将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计时日晷等西洋物品赠送给高官，结识了许多士大夫，逐渐声名远播。在韶州，利玛窦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年，利玛窦被罗马教廷任命为中国传教的主管。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年利玛窦首次进入北京，他在札记中记录了这一历史性的一刻：“基督信仰跨过多少海洋，经过这样长时期的接近之后，终于进入这个国度，它的使者终于进入了皇都。”初次北京之行并不顺利，仅住一个多月即返回南京，不过利玛窦仍然收获颇丰。他首先证明了《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契丹就是中国，而国都“汗八里”即是北京。在旅程中，利玛窦还与神父郭居静一同编修了第一本中西文字典《平常问答词意》，首次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此外，他还完成了对《四书》的翻译和注释工作，这对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年1月24日，利玛窦第二次抵达北京。将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作为贡品进呈万历皇帝。皇帝对此产生极大兴趣，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称为“活神仙”，并把圣母像送予母亲慈圣太后；最为喜爱的是两架自鸣钟，小的带在身边时常把玩；大的置于阁楼之中专司报时。万历皇帝还命利玛窦教太监演奏西洋琴。利玛窦仿照宗教赞歌的形式创作了8首乐曲，并填上简短的中文歌词，起名《西琴八曲》。这些新奇的“欧洲方物”打开了利玛窦进入宫廷的大门。年，万历皇帝下诏允许利玛窦长居北京。

利玛窦选中了宣武门内的一块土地修建了一座教堂，这就是著名的南堂——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他在教堂里举办西方图书和科学仪器的展览，吸引官员儒士参观。

这些为利玛窦的传教提供了许多便利。为了便于传教，他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将拉丁文“Deus”翻译成《尚书》和《诗经》中古已有之的“上帝”。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祭孔。他认为，这些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

欧洲人绘制的利玛窦与徐光启。

因而，利玛窦留居北京之后，教徒人数骤增，涵盖了皇亲国戚、官员士大夫、平民百姓等不同阶层。到年，北京已有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对利玛窦传教帮助最大的，是“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利玛窦在北京期间，徐光启正供职于翰林院，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共同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等著作。《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术语，如平面、曲线、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并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心、外切、星期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利玛窦著述极丰。《天学实义》后来被乾隆皇帝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并有蒙、满、朝鲜、越南及日文译本。用中文写作的第一部著作是《交友论》，还有关于天主教道德信念准则和修养的《二十五言》，同十位中国士大夫的对话集《畸人十篇》，介绍欧洲算术的《同文算指》，介绍天文学知识的《浑盖通宪图说》等。

即使到了多年后的今天，利玛窦仍然是在中国著述最多的外国人之一。利玛窦带着西学而来，开启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利玛窦制作《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江户时代被介绍到了日本，使得日本人崇拜中国的传统“慕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名词皆出于此地图。日本作家平川佑弘认为，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

1年，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评价：“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地道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病逝，终年59岁。按当时惯例，西方传教士死后本应移葬澳门，但在利玛窦好友、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的斡旋下，万历皇帝破例准许利玛窦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白色的墓碑混合了十字架与蟠龙纹，正如利玛窦的人生那样中西合璧——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翻译中国经学典籍的西方学者。当时，有太监对于独给利玛窦葬地一事问叶向高：“何独厚于利子？”叶答：“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

（柒）顺治“玛法”汤若望

在传教士墓园中矗立于利玛窦两侧的墓碑，分属于汤若望、南怀仁，这是继利玛窦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位传教士。与利玛窦相似，他们在传教的同时，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与《明史》对利玛窦一笔带过不同，《清史稿》第二百七十二卷、列传第五十九单列了《汤若望杨光先南怀仁传》，为欧洲人单独在正史中立传，这是绝无仅有的。《清史稿》是在民国初年由清朝遗老赵尔巽主持编纂，与《新元史》加上“二十四史”合成“二十六史”。但通常仍以“二十四史”泛指这些史学典籍。

《清史稿》列传第五十九开篇曰：“汤若望，初名约翰亚当沙耳，姓方白耳氏，日耳曼国人。明万历间，利玛窦挟天算之学入中国，徐光启与游，尽其术……庄烈帝用其议，设局修改历法，光启为监督，汤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这交代了汤若望与利玛窦、徐光启等人之间的渊源。

汤若望（—年），生于德国科隆，德文名JohannAdamSchallvonBell。与利玛窦一样，作为耶稣会传教士的汤若望也是从里斯本出发，东渡澳门。年夏天，汤若望换上了儒服，取道北上，把德文姓名“亚当”改为发音相近的“汤”，“约翰”改为“若望”，正式取名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年1月25日到达北京。汤若望仿效利玛窦，进行科学普及，拉近与中国官员士人的关系。他准确预测了两次月食，还用罗马方法计算出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年，汤若望在西安传教期间刊印《远镜说》，成为传播光学和望远镜制造技术的基础性著作。

明崇祯三年（年），由礼部尚书徐光启引荐，汤若望回京供职于钦天监，译着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他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矿冶全书》，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崇祯七年（年），他又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整理成《火攻挈要》、《火攻秘要》，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并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20门。

汤若望

为谋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汤若望还奏请崇祯皇帝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

年，清军进入北京，明朝灭亡。汤若望甘冒风险，毛遂自荐，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新朝廷的接纳。汤若望向清廷进呈了浑天星球、地平日晷、望远镜三件仪器以及历书模板一册，准确预测了日食。顺治皇帝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洋监正。次年，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封太常寺少卿。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让汤若望扩建了宣武门内利玛窦建立的教堂。

顺治帝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汤若望曾以他的医学知识治好了孝庄太后的侄女、顺治帝未婚皇后的病，为此顺治帝尊他为“玛法”(满语“老爷爷”)。而后，顺治帝不断对汤若望加官进爵，清史稿载“加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号通玄教师……旋复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一个欧洲人成为中国最高品级的正一品大员，汤若望应该是第一人。清廷还按照典制，加封汤若望祖父、父亲都为正一品，封其祖母、母亲为一品夫人，并将诰命封书远寄欧洲。

汤若望在华40余年，经历明、清两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传教士。他继承了利玛窦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就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他也积极著书立说。譬如，他在著作《历法西传》中就介绍了托勒密《天文学大成》、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及伽利略的新发现。他还着有《主制群征》等宗教书籍，其中介绍了西方医学有关人体解剖学上的知识。汤若望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捌）康熙“帝师”南怀仁

南怀仁（—1年），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原名FerdinandVerbiest，字敦伯，又字勋卿，年以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也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清史稿》载：“南怀仁，初名佛迪南特斯，姓阜泌斯脱氏，比利时国人。康熙初，入中国。”

南怀仁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他曾经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从早到晚给皇帝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还将《几何原本》译成满文，陪同皇帝出巡，沿途为皇帝观天测地。康熙皇帝后来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与南怀仁有重要关系。

南怀仁著述众多，在《仪象志》、《穷理学》等著作中，介绍了力学基础知识，包括重力、重量、重心、比重、浮力、材料强度、单摆、自由落体运动以及光的折射和色散等知识。在机械制造方面，南怀仁还在中国进行了汽轮机的最早实验，并加载他的《欧洲天文学》一书。

比利时发行的南怀仁纪念邮票

南怀仁甚至还介入外交事务。康熙十五年（年），沙皇俄国帕特使尼果赖到北京，南怀仁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并参加了中俄双边会谈。

南怀仁被康熙帝擢升为钦天监监正后，主持改造了观象台仪器，包括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天体仪，并绘图立说。这些仪器，如今大部分仍然矗立于北京东长安街边上的古观象台上，成为历史的见证。“南怀仁官监正久，累加至工部侍郎。二十七年，卒，谥勤敏。”在清代，文官通常只有二品以上才能得到谥号，是无与伦比的崇典。在汤若望、南怀仁之后，“自是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

（玖）郎世宁：清宫三朝洋画师

在南怀仁病逝于中国的同年，一位意大利男孩在米兰出生。他就是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GiuseppeCastiglione），中文名字“郎世宁”（1—年）。在他之前，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在宗教、自然科学、文化思想等方面为东西方交流贡献卓越。而若论艺术领域贡献最著者，则当推郎世宁。

清康熙帝五十四年（年），郎世宁作为耶稣会士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历仕康、雍、乾三朝，从事绘画达50多年，留下了《聚瑞图》、《嵩献英芝图》、《百骏图》、《秋林群鹿图》等一大批稀世珍品。

《清史稿·艺术三》载：“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直，高宗尤赏异。凡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艾启蒙，亦西洋人。其艺亚于郎世宁。”焦秉贞是山东济宁人，著名宫廷画师，是最早参用西洋画法的中国人之一，而艾启蒙也是传教士。两人都不及郎世宁，可见郎当时艺术地位之崇。

郎世宁本职是记录皇帝的活动，从雍正元年直到乾隆三十一年的宫廷文档中，有大量郎世宁绘画活动的详细记录。郎世宁用画笔记录了很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乾隆十九年(年)，厄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辉特部首领相继归顺，乾隆皇帝特地在热河避暑山庄举行盛大庆典。66岁的郎世宁和另外两位传教士画家王致诚、艾启蒙等一起，画了一批蒙古贵族的肖像。后来又根据此行搜集的素材，共同完成了《乾隆万树园赐宴图》、《乾隆观马术图》等历史画。郎世宁视野开阔，绘画题材广泛，举凡人物、风景、历史、花鸟、战争、民俗、狩猎、宴会等等无所不包。

郎世宁作品《乾隆皇帝大阅图轴》

郎世宁的作品，有中国水墨画，也有油画、水彩画和珐琅画，他不仅将西洋画法带入中国，还努力学习中国传统绘画，融汇调和、熔为一炉、中西合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宫廷画风格，堪称郎世宁新体画。这极大地影响了康熙之后的清代宫廷绘画和审美趣味。

雍正皇帝对欧洲油画钟意之后，郎世宁为其创作了大批画作。如年所绘为雍正祝寿的《禽献英芝图》，造型准确、精细，以素描和明暗效果使图中物象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弯曲盘旋的松树枝叶掩映，树皮斑驳，居中挺立的白鹰羽毛质感十足，呼之欲出。图中所绘苍松、雄鹰、灵芝、山石、流水，在中国文化中多寓意强健、长寿和吉祥。色彩鲜明、绚丽、浓重，充满欧洲情调，又不失中国传统绘画之笔墨趣味，确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郎世宁还曾为怡亲王允祥、果亲王允礼等作画，流传下来了《果亲王允礼像册》、《八骏图卷》、《马图册》等。可见，玩赏欧洲风艺术品已成在当时贵族交际圈的时尚。

郎世宁多才多艺，奖掖后学，培养了许多兼通中西画艺又各有专长的宫廷画家。雍干两朝官窑粉彩瓷器的构图布局和绘画主题，也有很多取材自郎世宁的绘画。年，乾隆开始修建圆明园，并令郎世宁负责设计监造西洋楼。郎世宁还被任命为奉宸苑卿，官秩正三品。由郎世宁与艾启蒙等人创作的《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则是中国最早的铜版画作品。年，78岁高龄的郎世宁去世，其遗骸也安葬于利玛窦等人所在的传教士墓地内。墓碑正中下方为汉字：“耶稣会士郎公之墓”，左边为拉丁文的墓志，还刻着乾隆皇帝“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给内务府银三佰两料理丧事，以示优恤”的谕旨。

（本文首刊于《东方文化》杂志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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