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的诞生
年7月，《新美术》记者与杭间馆长就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开馆前后历程做了较为深入的访谈，下文为访谈节选。
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局部)，建筑设计:阿尔瓦罗·西扎
《新美术》：杭间老师您好!历时近六年筹建的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已于今年四月正式对公众开放，同日开幕的五个开馆展览观者如织，各界亦好评如潮。您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群总馆长，以及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具体筹建的负责人，参与并主持了从最初的藏品认证、收藏到博物馆落成开馆等的全过程。时至今日，您如何评价年的那次系统性收藏行动?
杭间:我想说，当年这批藏品的引进价值，随着这次设计博物馆的整体建成，已经得到最佳呈现。这批作品在设计史上的价值，以及在中国的价值，历史会有客观的评价，这种价值的认识，更会随着设计博物馆这个载体在未来中国的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进一步加深。
这批藏品的引进，要铭记许江院长、宋建明教授的洞察力和决策。同时也要衷心感谢杭州市人民政府的支持，感谢当年的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市长邵占维，感谢杭州市海关在通关上给与政策允许的便利，感谢杨桦林、郑巨欣、王昀等老师在前期引进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没有他们这些人义无反顾的努力，即使再有因缘际会，这样一批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现代设计系列收藏能入藏中国、入藏中国美术学院，并在浙江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最终建成如此完美恢宏的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都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局部)，建筑设计:阿尔瓦罗·西扎
《新美术》:记得当时您离开清华大学来到中国美术学院工作，在艺术教育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杭间:我在中国美院收到的第一个聘书是包豪斯研究院的院长，由许江院长亲自给我颁发，那是年下半年，我还在清华，是兼职，当时给我的任务是，带着一支三人小团队开展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现代设计藏品研究，同时着手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的筹建。在这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这批藏品对中国设计和相关产业领域的重要性，但是因为我时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需要有大量精力完成学院的行政和教学工作。几经考虑，我最终做出了取舍，向清华大学提出了辞呈，以便我有更多的时间前往中国美院进行该批藏品的研究。此后的一年时间，清华大学多次提出挽留，但是我心意已决。年10月，清华大学终于同意放行，我正式来到西子湖畔的前身是杭州国立艺专的中国美术学院，并被学校正式任命为校长助理兼美术馆馆长，这件事情确实引发了当年艺术教育领域的热烈反响，社会上有种种猜测，我为何放弃北京清华大学这样的著名综合性大学的平台，离开文化中心来到虽然风景如画但却相对边缘的杭州?原因虽然多种，但事后回顾，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不希望自己在北京的名利场中虚度，而盼望在年近五十的时候，具体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与部分校领导和专家在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的合影
《新美术》:这期间包豪斯研究院具体完成了哪些重要工作？
杭间:“包豪斯研究院”是在藏品引进以后，由杭州市政府授牌中国美术学院成立的，时任市长的邵占维先生亲自授的牌。虽然称“包豪斯”研究院，但实际上是现代设计的综合的研究院，是以包豪斯为核心的整个西方现代设计的研究，之所以用“包豪斯”这个名字，是包含了中国特殊情境的，我们要珍惜这个名字。我当时的工作，一是主持研究，二是整理基础性的藏品，三是推进教育，四是筹建新馆，所以才有了陆续的外出展览和图书的出版，以及民艺博物馆、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的建筑筹建。
包豪斯研究院建立以后，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从制造到设计:20世纪德国设计”展览，还有一个是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包豪斯:作为启蒙的设计”展览(其实早在年12月，六件包豪斯时期原作便以“包豪斯进中国”为专题，参加了首届中国设计大展，这是此批藏品在国内的首次亮相)。这两个题目都是有特别的考虑的。工业设计在中国的发展是非常坎坷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一直都是平面设计跑在前面，因为它更接近美术，更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工业设计是跟产业有关系的，产业不上去，产品不能制造出来，设计得再好的东西也没有用，所以工业设计在中国一直是滞后的。这次中美贸易战我们也看到了工业设计的重要。工业设计关系国计民生，带动生活改善和整个社会向前进步，我觉得以后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去强调它的重要性。所以，当时想到，要在深圳这个“设计之都”的展览中讨论德国工业设计的经验、从德意志制造联盟一直到德国最终成为设计强国的经验，对深圳、对珠三角甚至整个中国设计与产业的关系，都是有意义的。一年后的国家博物馆的展览，我们考虑到国博的参观群体是巨大的普通观众群体，而非专业观众，加上我已经在那里做过首届“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我深知通过这个大众的平台，让普通观众了解现代设计“是怎么回事”是一个最佳角度，所以我定下了现代设计的“启蒙”这个词。这两个展览都得到了袁由敏老师和九月九号设计工作室的支持，使我们的想法能够得以呈现。
关于开馆展览，我大胆启用年轻人作为策展人，同时实行中外策展人的双轨制，张春艳、王洋、胡佳、高米叶、高原，这些过去从来没有博物馆工作经验的年轻人，都与外国专家一起担任重任，在这过程中迅速成长。同时我请了宋建明、王受之、柳冠中、李凯生、邵健、郑巨欣、米歇尔·费尔[MichaelFehr]、杨冬江、吴海燕、毕学锋、王昀(排名不分先后)等专家来杭州商讨固定展览具体的方案，意大利服装的捐赠者朱钦骐先生和翁菱女士也全力支持马西莫·奥斯蒂[MassimoOsti]男装的研究和展陈构思，他们约请了意大利服饰研究的专家前来协助工作。年，学院任命设计学院的袁由敏老师担任美术馆副馆长，具体协助我负责设计博物馆的开馆展等工作，袁老师是一位优秀的平面设计师，是G20杭州峰会和杭州亚运会会徽的设计者，他与他的九月九号设计工作室同我很早就有了良好的合作，从深圳展到国家博物馆的“启蒙”展、从民艺博物馆的开馆展到现在的设计博物馆开馆展，处处有他和“九月九号”的重要贡献。(关于开馆展览的具体内容和筹备过程，因为本期《新美术》中有几位年轻的中方策展人的专门叙述，我在这里就不再复述。)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美术馆群总馆长杭间与参加开馆展论证会的部分专家合影
《新美术》:西扎设计的博物馆建筑正在成为展陈的一种“扩充”，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在与展览对话，您怎样看待西扎和他设计的这座建筑?
杭间:我自己很喜欢，它单纯、丰富又充满个性。我很敬佩西扎先生对现代主义理念的坚守，他今年已经85岁了，作为一位葡萄牙出生的已经享誉世界的建筑师，这本身就很令人尊敬。现代主义是理性发展时期的产物，容易强制人接受一些概念，但他的现代主义不僵化，而且充满空间和光的诗意。你去现场看看，这座建筑及其空间呈现典型的“西扎式”语言，简洁、纯粹而又充满方形和三角形的几何变化，他巧妙地通过展厅的窗口将外部空间的景色引入展厅之中，使单纯又充满张力的空间增强了趣味。在合理规划固定展览和临时展览空间的同时，他常常将室内空间延伸到建筑的外部，构建出一个个围合的空中庭院，使得博物馆的展线和场域丰富无比。
《新美术》:“设计博物馆”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其对中国设计的产学研的推动和影响将十分可期，在此意义上，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的使命与定位是什么?
杭间:除固定展陈的历史线索及设计史观外，作为一个主要展出国际设计的博物馆，它对中国的意义不仅仅是设计，而是当代文化艺术的整体促进和现实生活的审美提升。它的开馆，将会奠定其亚洲最著名设计博物馆的格局和地位。从校内和校外、业界与社会多方面而言，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的开馆意义都很重大。它将不仅成为活的设计史的解读，为今天的设计起到映照物的作用，更将致力推动社会产业创新，在传统产业形态的转型升级中，担当更具体的启示作用。同时，还通过当代中外设计展览的举办，将中国设计始终置于世界设计的前沿讨论之中。
透过展览，我们要满足中国公众的不同的需要。一是设计史的线索，我经常举《费顿经典设计》的例子，你去看那里面谈到的设计就特别有创新的冲动，会激发自身的创造力，那些设计所解决的人类的生活问题，多么具有智慧，它让一个设计师看了以后会沿着这个基础创造出自己的设计出来，这也是我们做设计博物馆的第一个目的。二是要让公众知道这个设计是怎么来的，因为原创和模仿在结构的精密、解决问题的“理性”逻辑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山寨”的推手们并不知道原创设计师们其中的曲折和考量逻辑，这些都是启示中国的产业、中国制造以及中国人的生活的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建立设计博物馆，还有针对普通群众、幼儿等各个层面的使命，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
设计博物馆在中国是一件新生事物，如何做，即使在世界上也缺乏好的经验。我在清华大学的最后几年，曾经受命主持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筹建的学术论证，为此与清华大学的同事一起考察了世界上大部分著名的艺术博物馆和设计博物馆，这一份经历对我来说难能可贵，也因此能将我此前的思考运用于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和设计博物馆的建设。
像纽约的库珀-休伊特国家设计博物馆，敏锐地捕捉当代科技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年我去看它的设计双年展，其观念和作品就已经十分前沿;伦敦泰晤士河畔的设计博物馆是比较偏重于当代生活的，经常做一些专题展，例如自行车、纺织面料、建筑等等。这些博物馆基本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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